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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南洋，明代称为“东西洋”。明代后期各种对外贸易税的征收是以东西洋为准则。有关东西洋的分界，张燮在《东西洋考》中阐述得很分明：

“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根据书中所载，西洋包括交趾、占城、暹罗、六坤、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吉兰丹、旧港、詹卑、麻六甲、亚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等19个国家和地区，其范围大概在今天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以及南婆罗洲一带；

东洋包括吕宋、苏禄、高乐、猫里务、网巾礁老、沙瑶、呐哔啴、班隘、美洛居、文莱等10个国家和地区，其范围大概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苏禄群岛以及北婆罗洲一带。

为什么要以文莱作为东西洋的分界呢?

历来说法不一，有种是以风向作为分界的准则。如高桑在《赤土国考》中引用了克劳福 和玉尔等人的说法， 认为马来人把其东方诸国称作“下风之地”，把其西方诸国称作“上风之地”，而波斯航海家则把印度半岛尖端以西称为“上风之地”，以东称为“下风之地”，故明代就以此作为东西洋分界的依据。

这种看法主要是针对季候风而言。在南洋群岛最显著的季候风，不外乎东北季候风与西南季候风，东北季候风主要是发生在温带的冬季和春季，大约在每年的11月至翌年的3月，而以1月为最典型。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太阳光直射线南移的影响，澳洲地方为炎热的夏季，空气膨胀而轻松，成为低气压；而亚洲大陆却因为仅受太阳斜线的影响，为寒冷的冬季空气密度大，成为高气压。

高气压总是要向低气压地区流去，所以这个时期吹向东南亚的主要风向有三股：最大的一股是来自亚洲中部的西伯利亚压中心的大陆性气团；另一股是来自北太平洋中部的热带海洋性气团，这两股强风组成为东北季风抵达东南亚；第三股是来自印度洋的印度季风，其强度不大，仅影响到缅甸及南洋群岛西南部的海面，所吹的是西北风。

西南季风的主要发源地是在澳洲大陆，大约在每年的5月至9月，而以7月为最典型。在这段时间里，高气压在澳洲，吹向亚洲大陆，经过东南亚的主要风向有两股：最重要的一股是来自澳洲大陆的东南风，吹向印尼群岛、越过赤道后转向成为西南季候风；另一股是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其发源地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东南的海面上，这两股气流所形成的过渡边界恰好横越过马来半岛。

正因为上述原因，所以马来人及波斯航海家才将马来半岛以东，或者印度半岛以东称为“下风之地”，以西称为“上风之地”。然而，这一点根本不能作为明代划分东西洋的主要依据，更不能说明为什么以文莱作为东西洋的分界点。

另一种说法是以两大贸易航线作为分界的准则，即所谓“东洋针路”与“西洋针路”。许云樵先生倾向于这种说法，他认为：

“西洋针路，自福建出发抵马来半岛，取苏门答刺，转东经爪哇、咨厘， 而达地闷(Timor) ， 或更绕婆罗洲西南而返、沿途商港连接，无旷程迁道，其沿婆罗洲北返者，决不拟更越文莱而东，西洋以是而止。

至于东洋针路，经澎湖、台湾而达吕宋，因急欲东航，故出自而南、越苏禄海，直取两里伯，东达美洛居(而返， 沿途亦均商港连接， 唯自苏禄而东， 不若西洋之密耳。若自美洛居南下，固亦可达西洋针路之地闷，顾其航途所经，蕞尔荒岛，无贸易价值，且欲绕道两洋而返，航程亦嫌久长；其返抵文莱者，经美洛居之航程颠簸，已感疲惫，归心如箭，自更不欲再涉西洋，旷延时日矣，东洋缘是而尽也。要不然者，吕宋东岸何以卒无航线、而美洛居以东，亦终不发达哉?”

许先生的看法虽有独到之处，但忽视了利用季风航行的问题。

古代的海上航行主要是利用季候风，一般说来，南洋船只到中国，大抵是在五、六月之交。如大秦王安敦派遣的使者在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九月到达洛阳，其船只到达交州的时间是在五、六月之交；东晋法显从印度回国，于义熙十四年(414)四月十六日自耶婆提出发，七月十四日到达胶州湾附近。而从中国到南洋，大抵是在十一、二月之交，如唐义净往西域，于高宗咸亨二年(671)十一月自广州出发。这就是朱彧在《萍州可谈》卷二中所概括的：“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

”因此，自福建出发到爪哇、答厘、地闷或者婆罗州西南部的船只，一般是在十一、二月出航，乘东北季候风，越过赤道后，即转乘西北风到达目的地。很少有可能象许先生所说的那样，“抵马来半岛，取苏门答刺，转东经爪鞋、咨厘，而达地闷，或更绕婆罗洲西南而返”，似这样大回旋的航程，在利用季候风航行的帆船时代是比较难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