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的巨大成功给大仲马带来异常丰厚的稿酬，1846年，他在巴黎以西约20公里处觅得一处远离城市喧嚣、安静优雅的处所，按照自己的意愿找设计师修建了一座以基督山伯爵命名的城堡。城堡小而精致，现已成为大仲马的故居博物馆，吸引不少书迷前来打卡。
基督山城堡旁有个小小的伊夫城堡，是大仲马写作和看书的地方。图为书房一隅。
巴黎市内的大仲马纪念雕塑
法国街头艺术家克里斯蒂安·盖米（绰号C215）在巴黎街头绘制的大仲马特写肖像。Denis Diderot 摄
此外，大仲马还以18世纪路易十四王朝及大革命时期为背景创作了《王后的项链》等作品，巴士底狱、卢韦谢讷城堡等巴黎的历史建筑时常出现。在这些真假参半的小说中，我们仿佛在平行世界里见证了巴黎不一样的历史。
为巴黎而战斗
大仲马曾在写给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公开信中宣称，他“作为文学家只是作为政治家的序言”。虽然他并没有成为政治家，但却始终如一地热衷于政治。正如雨果所说，“热衷于浪漫主义的新一代青年在文学上和在政治上一样追求自由”，大仲马在文学上反对伪古典主义，与他在政治上反对封建复辟的斗争是一致的。从1828年冒险前往政治犯监狱示威性慰问被捕的歌谣诗人到1830年七月革命，从1832年六月起义到1848年二月革命，大仲马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都参与了战斗。
1830年七月革命发生前夕，大仲马刚完成剧本《安东尼》的写作，正要动身前往阿尔及尔观光，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查理十世废弃立宪政体的敕令，他敏锐地预感到这种倒行逆施将要带来的后果，决定留在巴黎，因为在这里“即将看到比阿尔及尔更有趣的事”。果然第二天，爆发了由工人、学生、共和派军官和知识分子等参加的起义，经过3天战斗后直捣皇宫，摧垮了波旁复辟王朝。在史称“光荣的三日”里，大仲马的身影活跃在巴黎的街头巷尾，他以打猎装充作军装，每个衣袋里都塞满了子弹，步枪一刻也不离开身边。凭着个人威望，大仲马还充任过几次指挥官的角色。他还毛遂自荐前往苏瓦松，成功带回3500公斤弹药送到巴黎市政厅，8月9日的政府《通报》还刊登了大仲马就此次行动写的报告。其间，一名军官认出大仲马，问他《安东尼》什么时候上演，他回答道：“等我们完成了革命。”
时隔两年，巴黎先后遭遇了一次经济恐慌和一场霍乱，人民再次陷入深重的苦难。大仲马也经历了霍乱的病苦，身体虚弱，但当6月5日人们借着拉马克将军出殡上街起义时，大仲马却再次穿上军装，手握军刀，昂首走到炮兵队伍的一侧。他率领队伍穿过巴黎城，但因为体力不支，不得不提前离开。没想到大仲马刚回到市内，武装冲突就发生了，他被一颗流弹擦伤，但仍带领一批起义者跑进圣马丁门剧院，把演出《拿破仑·波拿巴》时用的枪支分发给大家。由于觉得身体发热，大仲马赶回了住处，却晕倒在楼梯上，被人抬进房间。当时还有报纸刊登了一则谣言，说大仲马因为积极参与“*动”被捕，并在军事法庭审判后处决。不过，大仲马确实上了七月王朝统治当局的黑名单，被列为逮捕对象。
大仲马并没有因此降低战斗热情，他创作了以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的话剧《红屋骑士》，在最后一幕中安排吉伦特党人引吭高歌：“⋯⋯为祖国而献身，最美好，最值得庆幸”。这也正是他的心声。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大仲马又一次换上军装，率领他所在区的国民自卫军向巴黎市中心出发，并在第二天中午参加了攻克七月王朝的最后堡垒土伊勒里王宫的战斗，他和群众一起高唱《马赛曲》，焚烧了已经逃跑的路易·菲利普的王座。当晚，他在自己的历史剧院门前栽下一棵象征革命成功的“自由之树”，还派剧院的交响乐队为狂欢的人们演奏。
革命之后，大仲马由于之前在政治上投入了太多精力，加上生性挥霍，很快遭遇了*。他流亡到比利时，直到1853年才重返巴黎。他先后创办了《火枪手》报等多种报刊，但都以失败告终。1860 年，大仲马又前往意大利参加加里波第对那不勒斯王国的征战，却遭到民众反对。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他创作很少，却成功地通过小说《普鲁士恐怖》预言了普法战争，但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时，大仲马已经失去了记忆。12 月 5 日，他在女儿玛丽的怀里去世，享年 68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