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

《说为解字》，“追,逐也”，追赶，引申为追求、追取；“远，辽也”，引申为长远、久远。“追远”，即追求长远。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篇），旨在希望世人不要目光短视，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没有长远的打算与规划；这样，便不能防患于未然，甚至有可能会死于安乐。“追远”亦是如此：追求长远的利益，便不应仅顾眼前的利益，以免涸泽而渔、焚林而猎。

《说为解字》，“众萌也”，百姓、民众，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人员。孔子虽然没有明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但从其言行来看，孔子是赞成这种主张的。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篇）”，可见，在孔子的心中，并没有地位上的贵贱，而只有学问上的高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篇），从这一的志向来看，其亲民思想亦见一斑。

孔子所敬重、推崇圣王亦无一不是重民：如尧“唯天则之”（《泰伯》篇，下同），效法于天，天生万物而不居功自傲；又如舜与禹“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禅位而得，又禅位而去，并未将权力之公器私用。尧、舜、禹，均是由民而来，其本质上来讲，仍是民，只不过是万民之首，“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篇）罢了；且如果“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尧曰》篇）。

当然，孔子亦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按照钱穆先生所译“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论语新解》），这不是明显愚民吗？

然而，该章只需换一句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可理解成“如果民众听从差使、劳役，那就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如果民众不听从差使，那就对其教化，启其心智”，如此理解，则更符合孔子“使民如承大祭”（《泰伯》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不教而*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尧曰》篇）等重民主张。作为孔子的高徒，我想，曾子很有可能秉承了老师的重民主张。

在现代汉语中，“道德”通常被视作一个概念，指的是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然而，在古代，“德”与“道”，则是两个有所区别的概念。

什么是“德”？管仲说“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三国时候的王弼在注释《老子》时说“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而南宋理学家朱熹亦说“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四书集注·学而篇》），可见“德”有“得”之义。

在《论语》中，“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篇）、“乡愿，德之贼也”（《阳货》篇，下同）、“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在孔子心中，“忠、信和中庸”等，均属“德”的范畴；而“乡愿、道听途说”等，则属于无德的范畴。

同时可说明，《论语》中的“德”不仅包含有今天普遍认为品行，而且包含有正确思维方式，即我们所称的智慧。因为一个人无论是拥有“中庸”这样的“至德”，还是“道听途说”这样的“德之弃”，其折射出来的，不仅是该人的品行，还有智慧。有鉴于此，自己将《论语》中的“德”，定义为“人们改造事物的正确方法”；在西方哲学体系属“方法论”的范畴。

尽管“德”与“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联系十分紧密。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中便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道”生长万物，而“德”养育万物；而孔子亦说“志于道”而“据于德”。

不妨打个比喻，有甲、乙两地，乙为风景名胜区，但由于甲、乙之间正式线路尚未开通，那么对于甲地之人，虽然很想去乙地游玩，奈何小路比较险阻，去的人自然便少。如今正式的线路虽然开通，从理论上讲，甲地之人，人人都可以去了，但并不见得人人便必去乙地游玩，比如有些压根就不想去；即使去，其速度亦不尽相同，有的人步行，有的人骑自行、摩托，有的人则开着小车。在这个比喻中，甲、乙之间是否开通正式线路，便属有没有“道”的问题；而正式线路开通了，想不想去、又选择何种方式去，便属有没有“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