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写道，“文武全才原不易得”，并举出几例：曹氏父子春夏读书，秋冬射猎；傅奕之上马击贼，下马草露布；卻縠之说礼乐、敦诗书；祭遵之雅歌投壶；王阳明之较射，三发三中。像这样“以文能武，以武能文”的人，不论古今都不多见。

然而，如果习武之人目不识丁，习文之人力无缚鸡，“未免偏废矣”。既如此，有没有办法让文武双全的人多起来呢？在刘廷玑所处的年代，有如下政策规定：汉人“文试先较弓马，武试俱考策论，监生准武乡试，武举准文会试”。这样的制度安排，鲜明树起了“文武兼备”的选人用人导向。对此，刘廷玑予以高度评价：“立法最善，自然奇才并出，而国家收得人之庆矣。”

选贤任能，从来就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吴子·论将》记载：“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得之国强，去之国亡。”这话说得很明白，军队指挥员是“总文武者”，素质必须全面过硬。多一门知识、多一种本领，就多一个思路、多一条出路，也就多一分制胜的把握。因此，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把“总文武者”选出来、使用好，关系军心聚散、关系战争胜负、关系国家安危。

“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战国初期，魏文侯为招贤安国，亲自殿试出题，察才选将。吴起为谋求大将军一职，前来参加策对。然而，吴起没有穿武士装束，却身穿儒士服装，这种“形象设计”，就是要给魏文侯传递一个信号——我吴起是崇文尚武、文武兼备之士。

经过问对，魏文侯对吴起高度赏识，亲自设席宴请吴起于祖庙，任之为大将军，镇守西河，以拒秦、韩。正因为吴起这样的“总文武者”被放在合适位子，才使得魏国在军事斗争中屡战屡胜，成为战国初期一个强大的诸侯国。

百战生百将，战场是选人用人最好的“标尺”。我军在革命战争时期，军政不分家，一批能文能武的战将在战争洗礼中脱颖而出。邓华将军曾干了多年政治工作，“改行”为军事指挥员后，率部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天涯海角，战功赫赫；罗荣桓元帅不仅善做政治工作，带兵打仗、指挥打仗同样在行，曾以自己创造的“翻边战术”粉碎了日军“清乡”“蚕食”行动。

我军历史上很多险中求胜、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印证了一个道理：只有经历丰富、能力综合的指挥员，才能在紧要关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最精准的决策。正因为以战选人、为战用人，把既有政治头脑、又有战略眼光，既精通军事指挥、又善做政治工作的人才培养好、用起来，并引导越来越多的干部文武兼修、文武兼备，我们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如今，“文武双全”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时代内涵。随着改革不断深化，我军人员编制进一步精简，一兵多用、一专多能，一肩多挑、一岗多责，将成为干部的必备素质。既懂军事又懂政工、既懂指挥又懂保障、既懂专业又通军种的复合型人才越多，强军兴军的支撑力量就越强。

因此，必须用好选人用人制度这个“伯乐”，完善人才的培训任职机制、交叉培养机制、实践锻炼机制，系统规划人才成长“路线图”，让更多复合型的“千里马”竞相奔腾。若能形成“用贤无敌是长城”的用人气象，就一定能收获“春潮拍岸千帆进”的事业局面。

（作者单位：武警某部保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