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对高校学科教育也一直不乏反思。图为反思题材电影《录取通知》（2006）剧照。

另一层面，在1990年代高校扩招、学科细化、论文指标化的趋势下，文科黑话的泛滥其实也是学历和论文贬值的一个缩影。

很多学子习惯讲文科黑话，是因为他们从本科到研究生乃至博士阶段，都面临研究导向的学术论文，在当前的学院评比体系里，将文科黑话活学活用为学术论文，已经是广大文科学子的必备技能。他们年复一年习惯了学术词汇缠绕式的表达，最理想的去处是专攻学术或者称为高校教师，但中国再怎么大，高校职位依旧僧多粥少，剩下大部分学子只能流入市场，面临“话语错位”的窘境，比如新媒体是一套表达、事业编又是一套表达，跟学术话语都不一样，我们的文科教育喜欢强调“无用之用”“无用之美好”，可是现实的骨感迎面敲在毕业生的脸上，如果不被市场认可、无法挣够体面的收入，还有多少勇气能坚持这无用的美好？

问题其实不是在于“学术表达”本身有问题，而是首先有两个现实困境：第一，能将学术作为职业的人是极其有限的，大部分人都不得不面对市场筛选；第二，考研考博（或申请硕博）成功并不等于适合学术，在工作越来越不好找的环境下，不少人是“害怕市场竞争”“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暂时逃避社会压力”“拼一纸好看的文凭”，所以选择考研，一个例子就是，在疫情发生的这一年，考研的人数相比往年是上升的，以至于考研、读博、竞争成为高校教师，也成了一件“内卷”的事情。人们渴望通过考试逃离内卷，却又进入了下一个内卷，如此反复，直到厌倦，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中的校园招聘画面。

在学历通胀、课业任务的压力下，习得文科黑话，应付作业跟论文，成为广大青年心照不宣的默契。其实，文科黑话就像报菜名，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水平很高，但仔细琢磨，你就发现这事跟你报菜名一样，你说异化、剥削、解构、消费社会，浪费的脑细胞甚至不如你记住小区街道有哪些植物。

前不久，我的一位豆瓣朋友感慨现在的上海交大附中国际部，小孩子都记得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概念，其实，这也不奇怪，国际部本来就是对口留学深造的，能进上海交大附中国际部的孩子，家境一般不会差，在富足、安稳的环境下，孩子们培养哲学的兴趣，记住一些哲学概念，并不是稀奇的事，这本质上跟我们小时候记作文素材一样。但其中令人叹息的，或许是当一线城市国际部的孩子畅谈福柯、德勒兹，四五线的小镇青年、农村青年，却只能继续在题海中苦熬，偶尔读到哲学，能一起交流的也少之又少，换来的更多是冷漠、偏见，眼前是教育资源不均的巨大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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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黑话”，走向思维的懒惰

诚然，一些社会现象的阐释，需要求助于专业词汇才能融会贯通。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Charismatic Leadership”（克里斯玛型领袖，亦可通俗理解为超人领袖），对诸如希特勒、斯大林等政治强人，具有高度且准确的概括，并让人理解此类政治人物不断涌现的内在原因，以及其在政治场域中扮演的位置。又例如韩剧《浪漫的体质》里提到的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在地单位因担心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现象”，能用它来解释垃圾焚烧厂选址引发争议等社会议题，其实也相当贴切。

《浪漫的体质》（2019）剧照。

但是在专业词汇过剩堆积，步步发展为文科黑话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看到，文科黑话越来越成为思维懒惰的表现。在遇到具体事例时，一些沉浸于学术话语，或者似是而非其实懒于深入思考的人群，习惯于对事情进行简单概括，并使用“文科黑话”加以归纳。比方说，遇到任何存在雇佣关系的案例，都使用剥削、异化、规训。固然，在当下劳工议价权有限的情况下，在许多行业，底层劳工都存在被剥削的状况，但仍存在一些具体事例是不能用剥削来简单概括的，比如出版业常见的独立出版机构与作者、译者的纠纷问题，公益组织与小众青年空间的内部问题等，每一件事都需要具体分析，可如果还没深入分析，就使用文科黑话，讨论的议题焦点就容易被模糊，或者沦为一场符号式的话语狂欢。就像当我们都在说内卷，内卷也是被消解的。

调侃文科黑话的人，大部分就是文科从业者或“逃逸”人员。他们调侃乃至批评文科黑话，就是因为曾经深受其害，心知肚明这些黑话的鸡贼和无力，它们无助于解释现实，只会让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更加混乱。所以，问题不在于“异化”和“规训”这些词汇本身，而是它们如何迅速被滥用，又在被滥用的过程中消解了对现实的反抗力，最后抑制激情、使人倦怠、令人在繁密的词汇之林头昏脑涨。

用调侃的话说，文科黑话已经成了注水产业链的一部分，它不是独立思考，恰恰阉割了个人的独立性，所以，反思文科黑话，不仅仅是反思一种陈词滥调，也是在唤起我们对生活的激情、对语言的懒惰和陈旧在根本意义上的拒绝。

作者｜宗城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