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中的莱菔，即萝卜。
但是吴其浚没有提到的是，萝卜琼瑶冰雪的甘脆之中，还蕴藏着一种辛辣之味。
生吃萝卜的人都知道这种萝卜特有的辛辣，方一入口，便在清凉的掩护下偷偷在口腔黏膜最薄弱的地方撒上一把辣火。趁着喉咙不备，猝不及防深入食管，直下肠胃，肺腑之间霎时火烧火燎。而萝卜那最辛辣的精魂，则会在肠胃的几番鼓荡蹂躏之后，从零落成泥碾作尘的躯体中破壳而出，直捣黄龙，化作后庭迸出的惊天动地的一响。
最后这一响，似乎是有些粗俗。但也正是萝卜的特色之一，虽然文士对其不吝辞藻加以揄扬，但归根结底，萝卜是穷苦人的吃食。
老北京人口中的“穷三皮”，第一皮即是萝卜皮。底层人家几乎日日餐桌上都会看到萝卜皮的身影。“有钱儿的买咸菜上六必居，没钱的捡萝卜皮”，这是老北京贫民的口头禅。卖萝卜的小贩会削去萝卜皮，用竹签插在外面招揽有钱吃零食的主顾，剩下的萝卜皮不用几个钱便可以买来，用清水洗净，加些油盐，便是哄饱一家老小肚皮的大餐。汪曾祺回忆江南故乡旧日店铺中最底层的学徒伙计，要“吃三年萝卜干饭”，谓油水少也。“学徒不到三年零一节，不满师，吃饭须自觉，筷子不能往荤菜盘里伸”。年轻的莫言，则在他的小说《透明的萝卜》中，讲述了一个奇幻莫名的萝卜之梦：
“梦到一片辽阔的萝卜地，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从那草棚里走出一个身穿红衣的丰满姑娘。她手持一柄鱼叉，从地里叉起一个红萝卜，高举着，迎着初升的红太阳。”
这个萝卜之梦，被莫言形容为“辉煌”，让他“心中涌动着激情”。但当他谈到这篇小说时，回想起的却是饥饿的童年时光，“那个时候，我们身上几乎没有多少肌肉，我们的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但我们的肚子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我们的肚皮仿佛是透明的，隔着肚皮，可以看到里面的肠子在蠢蠢欲动”——这种形象，就仿佛是个面露菜色的萝卜。在这样一个饥饿孩子的眼中，一个普通的红萝卜，就像是一个奇迹：
“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
这不过是一个被饥饿撞晕头脑的穷孩子面对萝卜时的幻梦而已，尽管这像是一曲辉煌的春之交响曲，但对童年时代的莫言来说，从生产队偷来的这个萝卜，最终换回的，只是父亲用蘸了盐水的绳子兜头盖脸的一顿抽打。
动画片《拔萝卜》，拍摄于1957年。
萝卜是文人雅士偶一为之的清隽食物，却是贫苦大众最寻常不过的吃食。吃惯了玉盘珍馐的朱唇皓齿，偶然被萝卜的甘脆所触动，发出的啧啧称赞，未必不是出乎真心以为自己尝到了春天的滋味。但对日日以萝卜为食的贫民而言，立春日的萝卜，与其他任何时候的萝卜或许并无不同，那是日复一日辛劳奔波所得的果腹之物，已经麻木的舌头或许不会如此敏感，萝卜中的味道只有吃惯了的辛苦。所谓咬春吃了萝卜的“好彩头”，或许也只是清苦生活中一丝希望不灭的自我慰藉。
吃着同样滋味的萝卜，沐浴在同样的春风之中。而春天的风味，甘美诚然有之，但更多是蕴藏其中的辛涩。
生吃香菜就大蒜，熏得病毒满地爬
（然而实际上没什么用）
“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名曰咬春。互相请宴，吃春饼和菜。”
甘美中往往蕴藏着辛辣与酸涩。当刘若愚回念生命中逝去的一个个春天时，他的心中必然是甘辛并陈。他此时身陷囹圄，加在身上的罪状之大，足以让他身首分离——他被视为昔日权势熏天的权阉“九千岁”魏忠贤的同党而遭逮捕。他的身份在人们眼中也确实相当敏感——天启一朝魏忠贤麾下阉党屡行大狱残害东林党人时，他就在阉党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辖下的内直房执掌文书。阉党伪造证据，诬告东林士人的奏本文书，几乎都经他之手——在人们眼中，他就是魏忠贤不折不扣的伥鬼帮凶。
《绣春刀II》中金士杰饰演的魏忠贤。
但刘若愚心中却倍感冤屈，他作为与魏党关系紧密的太监，纵使在魏忠贤气焰最嚣张的时期，也未巧借春风扶摇直上。他虽然经手这些文书，却未因此攀害过任何一位东林党人，反而因为不愿主动诬害无辜而遭到排挤役使。他所以被魏党任用，只是因为他熟识典制掌故，是不可或缺的办事宫务人员。在阉党肆意横行的凛冬酷寒之中，他噤若寒蝉，不敢仗义执言；但如今，新帝继位，阉党倒台并且遭到清算，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冰消雪释，春天降临。
刘若愚虽然被视为阉党余孽，横遭牢狱之灾，但在崇祯元年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也决定要写下自己的在宫中多年的所见所闻，不仅包括自己的冤屈，还有那些宫廷往事的点点滴滴。就像咬春吃萝卜和吃“春饼和菜”。
刘若愚并未具体解释“春饼和菜”，在他看来，这个词就像咬春吃萝卜一样，乃是当时的大众常识。与刘若愚同时代的医士李时珍，倒是不吝在他的《本草纲目》中详细记述了立春日必吃的“五辛菜”，即是刘若愚所谓的“和菜”：
“五辛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杂合食之，取迎新之义，谓之五辛盘。”
他还引用杜甫诗中“春日春盘细生菜”加以说明，以证明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五辛作为春盘的记载确实相当古老。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引西晋周处《风土记》云“元日造五辛盘”，以此可证至少魏晋时人就已经将其作为春天的吃食。这段话后面尚有一段小注：“五辛所以发五藏气”——在元日食用五辛盘可以发散五脏之气。
这句话仿佛听起来玄之又玄，但只要回想一下吃了葱蒜韭菜这些蔬菜后，前方打嗝和后庭排气释放出的气味，就能理解古人认为五辛散发“五藏气”究竟是何种气体了。
五辛释放出的五藏气，不仅让人捂口掩鼻，就连神灵也退避三舍。就在周处在《风土记》中将五辛列为春日必备食谱的同时，声势浩大的佛教却将五辛彻底打入冷宫，佛教中的五辛包括蒜、葱、韭、薤与一种印度独有的蔬菜“兴蕖”——后来为了本土化，又将胡荽（也就是香菜）拉入其中。根据《梵网经》中所言，五辛乃是“一切食中不得食，若故食者，犯轻垢罪”，其中，吃大蒜的严重程度堪比感染新冠病毒，七天之内，不得卧僧床褥，上僧厕，入僧浴室、温室、讲室、食屋，直到七天后，蒜味消除，沐浴更衣，才会回到僧团共同生活。《楞严经》给出的解释，五辛之味，会让十方天仙皆嫌其臭，为之远避，相反，倒是魑魅鬼怪喜好这种气味，会循味而至，让人堕入魔道。
僧众对五辛避之惟恐不及，认为它会招揽魔道邪祟，但中土医家却相信五辛的作用恰恰相反，在春日食用乃是辟除疫鬼的便用良方。古人相信瘟疫之病源在于人体吸收疫气，在脏腑蕴积，导致感染疾病。如果通过食用味道如此辛辣的五辛，将体内五脏蕴积的疫气排放出去，那么自然可以避疫。或许在当时医家的想象中，用气味如此辛辣的五辛菜去驱赶五脏中蕴积的气味难闻的疫气，一如以毒攻毒，合情合理。
香菜党人的挚爱，胡荽，即香菜，出自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周处撰写《风土记》的魏晋时代，正是瘟疫横行的时期，从汉末建安年间死亡数以万计的大疫，到晋朝惠帝之末，大疫流行，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几乎到了“流尸满河，白骨盈野”的地步。五辛盘提供的避疫蔬菜，在当时俯拾皆是。尽管以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韭菜还是大蒜，对防治瘟疫效果微乎其微，但对辗转流徙于战乱饥荒与瘟疫之中的黎民百姓来说，它多少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对美食的嗜欲乃是人生大乐。一旦感受到春风和煦的清平时节，昔日避疫祛邪食用的辛辣之物，也会踵事增华，精心烹制成装点富庶太平的美味佳肴。南朝庾信笔下的“视奠五辛盘”尚且存有避疫的古意，到杜甫的“春日春盘细生菜”，“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俨然不再是简单的辛辣口味了。
“春盘”这一勃勃生气的名字，也取代了“五辛盘”这个听起来就充满了呛人气味的名称。辛辣之气，也被丰腴香气所取代。及至浑忘靖康之耻，薰醉于春风暖阳之下的南宋时代，宫廷春盘之奢华精巧，令人瞠目，曾亲预御宴的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写道，“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精巧，每盆值万钱”，加以薄如蝉翼的春饼卷食，不愧是一盆万钱的上方供馔。
即使是地方官员的春盘，也精巧炫目。杨万里在《郡中送春盘》中对春盘菜肴的描述令人口舌生津：“饼如茧纸不可风，菜如缥茸劣可缝。韭芽卷黄苣舒紫，芦服削冰寒脱齿。卧沙压玉割红香，部署五珍访诗肠。”元代灭亡南宋之后，又承继了前朝的奢华食色，元廷重臣耶律楚材行旅途中，投宿驿站，忽然忆起正直春日，于是便让驿站吏员为他试作春盘，许是因为太过简略，他将这件春盘称为“穷春盘”。但仅仅是这份穷春盘，也已经是“木案初开银线乱，砂瓶煮熟藕丝长。匀和豌豆揉葱白，细剪蒌蒿点韭黄”——看来他之所以认为这份春盘“穷”，是因为里面只有蔬菜，却没有这位肉食者惯吃的膏粱鱼肉之属。
到了刘若愚撰写《酌中志》的晚明时代，春盘又再度进化成为和菜。尽管刘若愚并未提及宫廷中的和菜究竟如何制作，但晚明奢靡之风，已然穷尽奇珍海味，那是可以用金银器皿蒸馏五谷精华做成“灵露”特供帝王饮用的时代，也是京城朱门玉堂之中，万钱仍难下箸的时代。昔日作为主角的五辛，在宫廷的春盘和菜中恐怕早已沦为鱼肉鸡豚微不足道的仆婢。除了那块象征性咬春的萝卜，恐怕春盘原初的辛涩之味，早已被歌舞之中的丰腴甘脆粉饰得无影无踪了。
朱红色的宫墙隔绝了外界的喧嚷，宫廷的春饼和菜与宫外的赤地千里似乎也并不想产生关联——尽管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着微妙的因果联系。就在刘若愚借《酌中志》追怀宫中琐事之时，这位通晓文史，谙熟典制的老太监，或许觉察出了时世变异又走到了一个新的轮回：一如避疫的五辛盘最终也未让千万生灵逃脱魏晋时代的战乱与瘟疫，明宫中点缀升平的春盘和菜，也未遮掩住来自西北的战鼓与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