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前很久孙中山就开始在南方闹革命了，然而十次革命十次失败。尽管也制造了一些政治影响力，但并没撼动清朝的根本。革命党在当时的中国并非主流，大多数有识之士还是希望通过与清政府合作走君主立宪式的强国道路，所以梁启超说：“只要政府稍微让让步，那么革命党的话压根没人会听”。清朝统治者为缓和国民的反对情绪也确实做出了预备立宪的姿态。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而将原有的军机处及旧内阁均予裁撤。载沣试图以此显示自己实行宪政的决心，然而新内阁名单人选中皇族和旗人占了大半，所以这个内阁被人们指斥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打破了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幻想，于是许多本来支持君主立宪的人纷纷转投革命党阵营。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风潮立即蔓延全国，这时载沣才发现自己任命的这帮八旗子弟争权夺利在行，可要让他们领兵出征未免把玩笑开大了些。无计可施的载沣不得不委曲求全去请当初被自己赶走的袁世凯出山，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四天后载沣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领北洋军去镇压革命。这下主动权转移到袁世凯手中了——他以“足疾未痊”为由拒不出山。

这时载沣在革命军的浩大声势之下已将袁世凯视为清王朝最后的救命稻草，没办法他只能一再提升袁世凯的权势，试图以此换取袁世凯出山，直到最终他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八旗贵族子弟的所有军政大权一股脑全部让给了被他罢斥回籍的袁世凯，袁世凯这派兵攻打武汉革命军。交出所有军政大权的载沣也卸去了监国摄政王这一头衔，不久之后他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