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地猪头纹锦覆面 北朝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新疆之所以被视为展示丝绸之路的绝佳之所，是因为只有在干旱的新疆及其附近地区，留得下早期的纺织品，能让世人才能真正感受到丝绸所承载的文化交流。营盘男子能够带给我们的是各类织物相互配合而成的综合、完整的功能表达，而新疆地区各类遗址中织物出土数量颇多，织物上的纹饰更是绚丽多姿，这为我们透露出众多文化传播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有一类信息与文献互相印证，透露出丝路交流的重要载体和动力之一，那就是宗教。

展览中有一件蓝地覆面，其纹饰颇有趣味：一串联珠纹中央，是一个龇牙咧嘴的猪头形象，而相邻的两组图像则呈现对称的格局。联珠纹及对称格局均暗示着此猪西来。这一形象的出现，实质正是琐罗亚斯德教东传的结果。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又叫祆教、拜火教，以创始人琐罗亚斯德而得名。实际上，这位创始人的另一个译名借重于尼采的名作，在我国颇为知名，即查拉图斯特拉。祆教在波斯地区兴盛一时，在我国南北朝时期沿丝路传入中国，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件覆面的猪头形象，实际正是祆教中战神韦雷斯拉格纳的化身之一。

沿丝路而来的不止祆教。更著名的佛教、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教徒纷纷踏上东来之路，步步为营，传教布道。作为东去的必经之路，新疆由此留下了大量宗教遗物，其中尤为珍贵的是同样得益于新疆特殊环境而保存下来的各类写本和绘画。出土于吐鲁番安乐古城南佛塔的《妙法莲华经》（即《法华经》）写本，是高僧鸠摩罗什所译的重要佛教经典之一。这部经书的年代距《法华经》汉译时间不久，堪称研读这一极富影响力佛教经典的第一手资料。新疆所见的不止汉译佛经，更有各类文字的宗教经典。这些宗教的出土，背后正是诸多宗教人士为文化交流在新疆丝路奔走的努力。而丝路新疆段也正是因有这样的努力，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都异彩纷呈。

粟特文摩尼教写卷

《三国志 吴书 孙权传》写本残卷

西域都护府的“嫌疑人”

新疆形形色色遗物的出土，让人看到异彩汇流的方向是由西向东——太多来自西方的因子似乎要借这廊道涌入东方。面对这洪流般的热情，东方当然并非无动于衷。特别是在汉武帝之后，中原君主对西域地区均异常重视。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这让东西沟通的道路更加安全通畅，而这片多姿多彩的区域也由此抹上了共同的东方底色。

西域都护府对新疆的发展至关重要，不过在考古学诞生之前，人们只知其名，不知其实。民国时期，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西北考察期间，采集到一枚小小的印章。印章上的“李崇之印”四字，让新莽时期的西域都护李崇在研究者的脑海久久徘徊。据后来者对学术史的重新审视，黄文弼先生发现此印的地点所在地应为乌什喀特古城，而这座古城实际上就是李崇在龟兹的驻地乾城。不仅如此，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并重新考察了新疆的多个古城遗址，发现了一干西域都护府的“嫌疑人”。展览中展示了这些古城的航拍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卓尔库特古城是“千山共色”策展人陈凌教授率队考察的城址，其团队在卓尔库特古城最新收获是发现了汉代规制的夯土层，这证明了此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大规模工程与普通的商品不同，它暗示着中原王朝当时在西域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从而印证了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当西域都护府巍峨伫立，则一系列具有中原特色遗物的发现显得顺理成章。无论是《三国志》的残本，还是美女屏风画，无论是骨博具，还是生肖鸡俑——汉地的官员、设计师、工匠早已成批进入，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冲击，而此时的新疆大地上，应尽是朝霞的色彩。

展览结尾时的影像展示，带人如光如电般，在丝绸之路穿行。自然与人文交错而成的景象，让人心驰神往。从前慢，但驻足尾声的我们却忽然感受到东来西往长途跋涉的古人们的脉搏——古今东西，心中交流的渴望始终共鸣共振，如天山的千峰白雪，在阳光之下，虽各具姿态，但却熠熠同辉。（丁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