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现象的文学版本是被称为“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知识工程，它由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所开创。这种方法摒弃了“文本精读”的传统，而提倡通过对大量文学文本的扫描来寻找模式。④这一现象的社会学版本或许集中体现在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当前的项目“自拍城市”（Selfiecity）中（图1）。该项目刚刚获得了“推特数据奖助金”（Twitter Data Grants）以研究数以百万计的“自拍照”，并据此来衡量所选美国城市中的相对幸福指数。我并不是说莫莱蒂或曼诺维奇疯了。这些知识工程旨在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以产生在计算机发明之前所不可能获得的理解，是否它们能产生有趣的知识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引用这两个例子仅仅是为了阐明在当代研究方法中一种致力于数据的总体化（totalization）的趋势，以及提供强调理解性的可视化数据的*（数据的可视化）。我对曼诺维奇的项目尤为感兴趣，因为它承诺提供一个集体情绪的图像，即聚集在城市中的大量人群的“幸福指数”。这一承诺与我个人的目标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即超越个体性疯癫的问题——情绪和思维障碍来考察集体性疯癫的形式，这曾被称作“集体性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这种现象或许不仅可见于人群的狂暴中，也可见于高度体制化的知识形式中。

换句话说，我认为米歇尔·福柯经典的疯癫史也同样可以被命名为理性史与其各路敌手的关系——愚行、非理性、情感过剩、强迫症。简而言之，我的质询是来自于对尼采经典格言的信奉，“个体中的疯狂是相对罕见的。但在团体、党派、国家和时代中，却屡见不鲜。”⑤这不过是对事实的一个平实陈述。而且细想一下，我们其实早已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席勒曾指出，“独处的人还算机灵，而在群体中他简直就是个傻瓜。”甚至古雅典的梭伦（Solon）就曾说过“单个的雅典人精明得像只狐狸，而一群雅典人则无知得像群羊。”

当图像展现在多重阵列中，总有一个首要的关于它们所显现于其中的空间性质的问题。这是否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规范化的空间？就像结构着谷歌图片搜索的网格或是构成列夫·曼诺维奇“自拍城市”数据库的自拍照阵列？或者这是一个更为混乱和流动的空间，一种漩涡，反映出与同时审视多个图像的尝试相伴而来的感官的动态*与失序？这种对比也许可见于“T-视觉馆”（T-Visionarium）项目的一对演绎中，展示于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ZKM）和澳大利亚的悉尼（图2）。这个图像阵列自我再现为两种形式：1）一个由多个电视屏幕构成的圆形监狱/全景敞式建筑（panopticon）结构，屏幕上播放众多不同网络中的实时节目，这些屏幕都环绕着一个能够控制图像内容和大小的指挥台；或者2）一个图像的涡流，表达了观看者面对过剩的图像和信息时的眩晕感。

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对比图式化为网格与涡旋的对比，就像从加布里埃尔·米歇尔的电影《疯狂谈话》（Crazy Talk）中节选的剧照（图3）。这部电影探讨的是理性的治疗和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感官错乱间的关系。在此，我的目的是去探索一个处于网格和涡旋之间的灰色地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探讨在知识的学科性形式中理性与疯癫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