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好”，其来有自。
一大早收到何先生的信息，建议我到Balat。
我一看彩虹街区四个字，就喜欢，有位读者在微博说：
“好想给你经过的这个城市起个名字：彩虹之城。”
她说的是伊斯坦布尔。
是的，在伊斯坦布尔，可以看到彩虹般的颜色，而Balat更是如此。
我四处溜达，后来走到一些地方，感觉熟悉，想起原来我早就到过，是上次沙然和aliya带我来的，而当时我没怎么记住名字。
这次不同了，我一遍一遍地，来回走Taksim这一带的路，就是想要深深记在脑海里。
昨日，我还经过了第一次到伊斯坦布尔时住的那家旅馆。想想从2018年到现在发生的变化，感慨万千，很庆幸这是条一直向上的道路，不断精进，快速成长。
2
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经常被误用。
阿多诺本人曾经怀疑整个文明，但最后也重拾信心。
奥斯维辛，是我想去的地方，波兰的卡廷，也是想去的地方，我知道，如果我站在那里，会痛哭，就像曾经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里泪流满面一样，但是，还是想去，还是要去，因为，直面人类的痛苦，也是一种勇气，即使那种痛痛彻心扉，如剜心割肉，也比不上受尽酷刑、万般煎熬、失去性命，或者虽然幸存但是余生满是无法愈合的伤痕，那些人们所经历的一切。
人需要往前看，同时，也需要往后看。
看的，不只是个人的过去，也要有人类的历史，否则，悲剧会不断重演，人类会不断陷入覆亡。
如果去了奥斯维辛、卡廷，我可能会有一段时间陷入悲伤的情绪，不过，还是会走出来，继续好好生活。
如果，我们经历了痛苦，就一直沉溺其中，认为那才是重情、有同理心的表现，也是一种误解。
人类为什么渴望自由、和平、爱？为什么要摆脱野蛮走向文明？
因为，在野蛮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时代，人并不是独立的人，而是一件物品，甚至还不如物品，物品都能价值连城，人的价值，却可能等同于一匹马、一头牛，随意赠送，随意*害，而且，被*害的时候，没有人会起恻隐之心，仿佛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无所谓。
甚至，还可能被当食物吃掉。
《权力的游戏》里，龙妈解放奴隶，把奴隶主钉在路边的十字架上，而在此之前，那些十字架上，钉死的都是奴隶，他们如同牲口一样任人宰割，很多人甚至没有名字。
我们有幸生活在现代社会，这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为我们争取到的。奥斯维辛的牺牲者，用自己的白骨铺平了通向未来的道路，所以，今天的人们，才能安享和平、自由、悠闲。
我去法国的时候，看到很多饭店不到时间根本不开门，催也不开，到了周末，很多店铺不营业，因为要去度假，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如果先辈们料定后代仍然在牢笼之中，受着奴役，他们的付出又有什么价值？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进步，是以无数生命、无数人的贡献为代价的，痛惜和纪念这些生命最好的方式，是幸福地生活，而且这种幸福，是自己定义的幸福，不是被规定的幸福，被他人规定的幸福，仍是牢笼。
林觉民《与妻书》中写给爱妻意映：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
若天下人未谋到永福，仍生活于地狱，林觉民等地下有知，将会作何感想？
真正可悲的事情是无人记得林觉民，记得奥斯威辛，眼中只有娱乐，娱乐至死。
3
武汉封城，各地确诊病患的消息，身患其他疾病被牵连难以医治、一床难求、因隔离造成家人无法照顾等消息，让人煎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自己的生活也应该非常艰苦，才算是有同情心，心里才会好过，他人受苦而己身无忧，良心上难安，很多人因此内疚。
也有些人因为他人安稳度日而愤怒：别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你有什么资格享受这么好的日子？
这类自责（对自己）、责难（对他人），在每一场灾难发生时，都会出现。
有些人虽然没有没有直接陷入疫情，但受到铺天盖地的信息的影响，陷入抑郁，觉得自己不配安全、安稳。
这种“幸存者内疚”其实已经是心理问题。
同情他人，和自己过好，有矛盾吗？
原本并没有。
我们可以一边自己过着很好的生活，一边同情他人、帮助他人。
至少，可以不落井下石，不歧视，不说一套做一套。
帮人，也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果自己并不具备那种能力，却勉为其难，结果把自己累得半死，心情也非常恶劣，觉得自己做好事也没人支持，这并非和灾区共命运。
有的人在帮人方面使不上力，于是去痛骂那些自己看不惯，觉得表现不好的人，觉得也是在帮助灾区。
对这些，都不好置评。
事实上，如果每个人先管好自己，有高度警觉性，听话守规则，疫情会以更快的速度扑灭。
众所周知，疫情之所以蔓延开，就是很多人以轻忽的态度对待，这的确也和武汉市政府所造的舆论有关，并不纯粹是个人原因，但当钟南山“人传人”的确论出来以后，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这就不能完全归咎于武汉市政府了。
新加坡民众也曾一度出现哄抢超市囤积物资的现象，但在新加坡政府发言后，归于平静。
国内却是沸反盈天，感性者多，理性者少。
一个信息出来，可能会跟着三条信息推翻，然后再来六条信息更正，然后又有九条信息补充。
众多信息，如雨后春草，纷纷萌芽，有的，更在一传十、十传百中，成长如同噬人巨兽。
人在辩识信息方面就要花费很大精力，执行的时候也莫衷一是。从不在乎到恐慌，可能就是翻一张脸翻一页书的功夫。
对这些现象，我无意谴责。
有恶人，比如发国难财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太相信那些向我求助、希望我从伊斯坦布尔帮忙人肉带口罩回国的人，其实有些是高价倒卖，并非他们所说的捐助。
事实上现在在伊斯坦布尔也不易找到口罩，特别是大批量，个中原因，不好细说——请原谅我不想被那个什么蟹，还想和大家多相守一些时刻。
而有些善良的人们，因为做的是善事，所以理直气壮，颐指气使，这样的态度，也不好评价。
王鼎钧先生写过一篇散文说这种现象，我在早年间读到，受益良多，我管不了别人，但就自己而言，就算自己做好事，也不会失了礼数。
我不是能参与哄抢超市菜蔬的那类人。
我的确有信心，身在现代化城市里，社会秩序还井然有序，有手有脚身体健康，不会沦落到饥馑而死。
我在《无论是病毒还是其他艰困，这8个字是唯一的解药》所提醒的能力提升和完善知识结构，对于现状，也不是无益，因为至少可以定下心来，好好学习，积极度日，而更大的意义在于以后：当疫情平息，我们是否忘记了曾经的悲伤、愤怒、在他人求告无门时的无奈？是否能够吸取教训？
假如再有疫情降临，能否镇定自若？
是否已经有充足的知识储备？
是否有强大的心理机制，既能帮助他人，也可安抚自身？
是否培养了很多兴趣爱好，即使宅居一月，也可以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们有没有想过，当疫情没有发生的时期，我们心心念念，想着拥有不被他人左右的生活，为什么当疫情发生，我们还是容易被他人左右，甚至连过好自己的日子都不能？
对于那些能够在疫情中过好日子的人们，我们是嫉妒？去诅咒？试图摧毁，还是想要去探究，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那样？从中可以学习什么？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手织围巾送给失去亲人的朋友，希望起到一点慰藉作用，这是因为，我曾失去亲人，陷入痛苦长达三年之久，甚至罹患胆囊炎，而我之所以从痛苦中走出来，是因为我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
难道我母亲希望我一直这样沉沦于痛苦吗？她希望的是我幸福、快乐，那么，我就应该努力幸福起来。
我做到了。
我母亲最远只去过北京，而且是因为我在北京举办婚礼。我今天行走世界，也是替我母亲做她未能做到的事。
我相信她喜欢我今天的样子。
有些人，终生走不出丧亲的痛苦，如江歌妈妈。
心痛，却也无奈。江歌不能复生，而我们能做的，是不给江歌妈妈的伤口雪上加霜。我不是圣母，那些诋毁江歌妈妈的人，让我恶心。如果我生活中有这样的人，会立刻断绝来往。
幸福，并非躲进自己的小小城池，不理外界，而是心大如海，海纳百川，同时盛纳痛苦和幸福，还有生活的其他滋味，我们不须低估自己的心的容量，要给予自己无限空间。
我很幸福，但我会因他人的痛苦而痛苦。
这不矛盾。
我会在深夜，因为李文亮医生而哭。
但我不会一直哭，哭一世。
这不代表我遗忘了李医生。
我们哀悼他人，不等于要付出自己的生活。
我们对逝者的最好安慰，是帮助更多人过上想要的生活。
我，在做。
4
今天是情人节（现在是土耳其时间23点多，伊斯坦布尔的情人节尚未结束）。
我记起这个节日，是从karakoy gulluoglu吃完甜点出来，因为突然间很想念，于是找到那家两百多年历史的店。2月1日晚Murat带我们去过，但当时刚吃完晚饭，真心吃不下甜点了。隔了段时间不吃，就馋那个味道。
那就去吃呗。
走在加拉塔大桥下，旁边餐馆的一位帅哥热情地招呼我进去吃饭，我一边说不饿一边继续往前走，他热情地伸手，说至少先握个手吧，我觉得不能失礼，就握了下，这一握可就麻烦了，大家请记住，土耳其人的推销功力是很强的，甜言蜜语也是不输意大利男人的。
他问我从哪里来， 我说中国，他立刻说你好，我赞扬他中文好（很多土耳其人都会说你好），他问你一个人出来旅行吗？我说是的。他说等一下，然后飞快地放开我的手，在旁边桌上的仙客来花盆里摘了一朵，递给我，说今天是情人节，这朵花送给你。
我笑着说谢谢。
他说晚上可记得要来吃饭啊。
然后又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把饭店的地址名片递给我。
我说好。否则估计他不放手。
虽然知道他的目的是拉客，还是挺开心的。
再一想中午吃了甜点，也挺应景，一个人也很甜蜜啊。
拿着那朵花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拈花于手。
一张是以金角湾为背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