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服装进口与零售价格指数对比；数据来源：St Louis Fed（2022）

更糟糕的是，更昂贵的商品成本也将导致美国服装企业的从价进口关税负担加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显示，2022年前5个月，美国企业为进口服装支付了61.17亿美元的关税，同比大幅增长42.9%。其中，约30%（约18.04亿美元）来自美国针对中国进口的争议性条款——301条款。出于该条款效力，美国对服装进口的平均适用关税税率也从2018年的17.2%上升到2022年上半年的18.7%。

尽管美国服装零售价格指数在2022年6月达到102.7，但价格上涨背后是同期进口成本的同步飙升。换言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疲软的消费需求下，美国的服装企业无法将上涨的采购成本完全转移给终端消费者。

美国服装进口关税对比；数据来源：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2022）

三、美国服装企业继续展开多元化采购

用于衡量市场集中度的常用指标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该指数从2021年的0.11下降到2022年上半年的0.10，表明美国服装进口来源国变得更加多样化。而用于衡量前三大服装供应国（即中国、越南和孟加拉国）总市场份额的CS3指数，在2022年上半年跌至50%以下，为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服装进口来源多样化指数；数据来源：OTEXA（2022）

亚洲地区仍然是美国服装企业的主要采购来源地。2022年上半年，约74.4%的美国服装进口自亚洲国家（按价值计算），十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稳定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所有主要的采购因素，从成本、上市速度、生产灵活性再到合规风险，相对大型的亚洲供应商最有可能替代“中国制造”的地位。因此，未包括中国的CR5指数（即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柬埔寨的市场份额），也从2021年的40.7%上升到2022年上半年的45.5%。

美国服装进口来源国分布；数据来源：OTEXA（2022）

四、 美国服装企业不断演变的中国采购战略

美国服装企业2022年源自中国的采购量有所下滑。例如，按价值计算，2022年上半年，美国进口的棉质服装只有13.2%来自中国，低于一年前的14.4%，更是远低于2017年近30%的比例。

业内人士表示，美国的服装企业正在“升级”他们从中国采购的产品，或许也是为了抵消301条款所带来的附加关税，随之而来产生的是采购结构性变化，包括选择进口较少的基本款（如上衣和下装），转而选择进口做工更复杂和更高价值的款式（例如连衣裙）。

此外，美国的服装企业越来越多地从中国采购高端的服装产品。例如，以库存单位（SKU）的数量来衡量，2018年在美国零售市场销售的标有“中国制造”的服装中，约有94%属于value segment market。然而，2022年1月至2022年7月期间在美国零售市场推出的服装产品中，中国制造的服装产品只有不到2%属于该区间。相反，针对价格较高的高端和大众市场的商品从5%飙升至64%。另外，存在33%的“中国制造”属于奢侈品。换言之，美国的服装企业不再将中国视为廉价且低端的产品采购基地。他们在中国的采购决策将更多地考虑非价格因素。

部分美国服装企业仍将中国视为具有增长潜力的销售市场。供应链本地化——即产于中国，售于中国（made in China for China）——这一模式在未来或将成为市场趋势。 因此，不同定位的美国服装企业，对中国这一“供应角色”与“销售市场角色”并济的存在，也将呈现不同的态度。

五、美国在FTA下服装进口保持相对稳定但缺乏增长

虽然美国的服装企业从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和贸易优惠计划伙伴关系（ trade preference programs partners）中受益良多，对扩大西半球采购范围的热情也日益高涨，但美国2022年的服装进口情况仍保持相对稳定，未发生增长。

2022年上半年，《多米尼加共和国-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中的成员国供应占美国服装进口数量的8.8%，占进口服装价值的9.9%，低于2021年，去年的对应数据分别为9.9%与11.1%。同样，墨西哥在2022年美国服装进口市场的份额也有所下降。

产品多样化是亟需改进的关键性领域，特别是对于西半球的进口采购而言。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从CAFTA-DR和墨西哥采购的服装通常集中在上衣和下装等基本款。相比之下，中国、越南和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可以提供更多种类的服装产品。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的服装企业把生产规模较大的亚洲国家视为“中国制造”的首选替代品，而非直接将采购订单转移到中美洲-中美洲自由贸易区或墨西哥。

虽然最终的目标是扩大美国在西半球的服装采购范围，但过程中仍然需要巧妙解决目标地区中服装生产企业面临的纺织原料供应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