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在嘉善惠民街道曙光村“祠堂浜”附近考察
《陆贽评传》书影
大约二十多年前，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卞孝萱先生为副主编，给我写信，请我撰写《陆贽评传》。我踌躇很久，主要纠结有二：一是传世文献关于陆贽的生平材料太少，如何成书是个问题；二是陆贽的思想很多，有政治思想、军事思想、财经思想等等，如何定位是个问题。最后决定：本书分“传略”“政论”上下二编，给陆贽定位为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家。“传略”大家都懂，无须解释。“政论”从陆贽仅存的著作《翰苑集》一百四十一篇文章中，选取六十七篇，进行分期、解题、摘要（或全文）、简评（或考评），不仅能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德宗时代与陆贽有关的方方面面，还能让读者进一步了解陆贽不结党、不营私、忧国忧民、廉洁奉公的儒家民本主义思想。
儒家的有些说法，需要正确理解。譬如有人据《论语·子张》载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便谓儒家主张“官本位”，其实不然。同是《论语·子张》，此前还载子夏曰“学以致其道”，学习是为了获得治国之道。学习优秀去仕宦，便可以推行这种治国之道。否则就如同前文说的荀子，面对战国乱世，人性恶化，知道教化之方，却无权势地位实施其法。儒家实际主张“民本位”。历史上，凡所谓“醇儒”，都是民本主义思想家，陆贽当然不能例外。
“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原文为：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背景是：夏禹死，子启继位。启死，有六子，长子太康继位。太康游畋无度，民怀二心，为后羿所逐，不得返国。启另五子怨其不返，作歌以讽之。“皇祖”指夏禹。“近”谓亲近。“下”谓轻贱看不起。这里援引祖训，告诫太康：人民只可亲近，不可轻贱看不起；因为人民是国家之本，只有人民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尚书》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孔子“述而不作”的成果，孔子自然是主张“民本位”的。此后遂有《孟子·尽心下》所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君死了可以再立国君，社稷亡了可以重建社稷，只有人民是不可替换的。故人民最为贵重，统治者应该善待自己的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本主义无疑是儒家“善学”最重要的思想。
陆贽入仕之后不久，即逢德宗乱世，先后经历五王（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李希烈）僭立，朱泚先乱，二李（李怀光、李希烈）续乱；他以翰林学士充“内相”，帮助德宗平定内乱。后以中书侍郎当“真相”，希望能够施展抱负，振兴国家，却为德宗所不容，竟至贬死。陆贽只活了五十二岁，短短的一生，政治思想无非“以民为本”，奏章文字无非“为民请命”。他充“内相”时写的第一篇“奏草”，为《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就提出“人（民）者，邦之本也”，要求停罢各种苛捐杂税，使“人（民）心不摇，邦本自固”。他当“真相”时写的最长一篇“奏议”，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均”和“节”都是针对赋税，“恤”则专对百姓，“均节”是征税原则，“恤”百姓是均节目的。
陆贽作为民本主义思想家，一定是不营私利、廉洁奉公的。据他所写《谢密旨因论所宣事状》透露：德宗认为他拒绝一切馈遗，清廉太过，私下建议“如鞭靴之类，受亦无妨者”。他认为这是皇帝公然鼓励臣子行贿、受贿，很生气，上状指出：“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日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固难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止，溪壑成灾。”简直就是给了德宗一记耳光。苏轼《进呈（陆贽）奏议札子》说：“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事事都与贪婪刻薄、愚而自用的德宗对着干，其命运如何，是可以想见的。亲友或规劝陆贽不必太认真，陆贽答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既要忠君，又要恤民，只能“不恤（顾）”自己的安危了。但必须指出，陆贽的这种忠君，属于“愚忠”，并非正统儒家思想。《孟子·离娄下》记孟子吿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儒家理想的国家与社会，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君臣相得的国家与社会。可惜这种国家与社会，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体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陆贽传承并实践的儒家民本主义“善学”思想，对嘉善的文化与民风无疑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陆贽的后裔分布甚广。据《康熙嘉善县志》记载：留守嘉善陆庄者，南宋有迪功郎陆瑀，曾创建陆宣公祠；明代有二十九代孙陆道乾，先重修陆宣公祠，后因家藏《宣公奏议》原板漫漶多讹，又重新刻板印行之，并令其婿国子司业李自华撰序以记其事。同书卷一○《艺文志一》“著述”条所列第一部书籍就是陆贽的《宣公奏议》，说明嘉善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卓越的乡贤。陆贽乡里所在的故嘉善县奉贤乡，所奉之贤，无疑就是陆贽本人。前揭该地区其他带“善”“贤”“德”“仁”“礼”等字的乡以及显示移风兴化的乡，不少也都可能与景仰和纪念陆贽有关。陆贽的影响，在袁黄身上得到了发展。
袁黄与《了凡四训》
袁黄（1533～1606年）原名表，字庆远，后改名黄，字坤仪，又字仪甫，初号学海，后改号了凡，嘉善县魏塘镇人，明末著名学者、思想家。袁黄少年丧父，由母李孺人教养成人，事母极尽孝道。其改名黄，出《易·坤》：“天玄而地黄。”为坤地之色，故改字坤仪，实际均与纪念其母有关。早年曾从母命习医。隆庆三年（1569）赴南京国子监读书，在栖霞山遇嘉善高僧云谷禅师。袁黄原认为自己一生天已注定。云谷禅师谓为“凡夫”之见，告诫可以“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袁黄大悟，知道命运可以通过努力奋斗获得改变，遂改号了凡，表示与“凡夫”之我决裂。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任宝坻知县。万历二十年（1592）调任兵部职方主事。万历二十一年（1593）参加抗倭援朝，因得罪李如松，被李诬告，罢官还乡，闭门著述。万历二十三年（1595）曾举家迁至吴江芦墟赵田村居住。万历三十四年去世，年七十四岁，葬故嘉善县胥五区大西收字圩，今嘉善县惠民新润村独社浜。
袁黄一生勤学，政治、宗教、军事、教育、农业、水利、天文、历法、医药、术数等无不精通，著述宏富，多达二十馀种，还是编辑刊刻《嘉兴藏》的最早倡议者（将梵夹本改为方册本也是出于袁黄的建议），其中，最为普及的，除了前揭《袁王纲鉴》，便是《了凡四训》。《了凡四训》从性质而言，就是“家训”（或称“诫子书”），在中国古代极为普通，原本不足为奇；但中国古代那么多的“家训”，只有《了凡四训》获得“劝善书”之名，这就值得研究了。
嘉善惠民新润村独社浜袁黄墓
按儒家素重“家训”。儒家最早的“家训”，应即《论语·季氏》所载孔子教训其子孔鲤（子伯魚）的二问二答，全文为：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此二问二答人所熟知。王勃《滕王阁序》的“他日趋庭，叨陪鲤对”即出于此。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奉为规矩的“诗礼传家”也出于此。中国历代士大夫家庭和家族形形色色的“家训”更源于此。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传统重个人，故有“人权高于主权”之说。中国传统重家庭和家族，《礼记·大学》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点在齐家，有家才有国，家国情怀，家永远排在国之前。家庭和家族是社会的基础，“家训”是治理家庭和家族的方略。但袁黄《了凡四训》的意义与此不尽相同。
嘉善袁氏家族是当地世族。袁黄的曾祖袁颢，是地方通儒，著述颇多，《明史·艺文志一》记有《春秋传》三十卷，《千顷堂书目·医家类》记有《痘疹全书》（不分卷），《浙江通志》卷二四五《经籍五·子部上·儒家类》还记有《袁氏家训》一卷、《庭闱杂录》一卷。值得注意的有二点：一是《明史·艺文志一》与《千顷堂书目·儒家类》等书均在袁颢《春秋传》三十卷下，记颢子袁祥有《春秋或問》八卷、祥子袁仁有《针胡篇》（一名《春秋胡传考误》，胡指南宋胡安国《春秋传》）一卷。袁仁即袁黄之父。袁黄也有《春秋义例》（不分卷）。袁氏四代相继皆治《春秋》，反映该家族极其重视学术传承。二是《袁氏家训》《庭闱杂录》均为“家训”，不同的是，《庭闱杂录》（“庭闱”指父母居处，代指父母）记袁颢父母教训颢本人，《袁氏家训》记袁颢教训自己的儿子袁祥、袁禧、袁祯等。袁黄也有《了凡四训》。反映袁氏家族有编辑“家训”教训家庭和家族的传统。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千顷堂书目·儒家类》又有“薛厚《教家类纂》十卷”，注云：“嘉善人，取古今训诫分类。”《康熙嘉善县志》卷一○《艺文志一》“著述”条记载略同。薛厚见于《浙江通志》卷一三八《选举十六·明·举人类》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科举人名录，从年龄看，与袁黄祖父袁祥大致同辈。反映嘉善地区各家族都有编辑“家训”教训家族的传统。嘉善文化有传承、民风仍醇厚，与此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袁黄的《了凡四训》也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需要强调的是，袁黄撰写的“家训”，并非只有《了凡四训》，还有《训儿俗说》。二书都是为教训其子袁俨撰写的。《训儿俗说》分为《立志》《敦伦》《事师》《处众》《修业》《崇礼》《报本》《治家》八篇，为袁黄中年所写，其时袁俨尚未成年，看得出来是比较基础的“家训”，真正的“诫子书”。《了凡四训》分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篇，为袁黄晚年所写，其时袁俨已是成人，看得出来是比较高级的“家训”，亦即所谓“劝善书”。《了凡四训》进行“劝善”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篇《立命之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说明“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袁黄年轻时在嘉善慈云寺遇一孔姓老者，仙风道骨，自称得邵雍《皇极经世书》真传，精通术数，为袁黄卜算县、府、路三考得名，稍后皆验，袁黄遂笃信命由天定。如前所说，后经云谷禅师点化，知道可以通过努力奋斗改变命运。云谷禅师还给袁黄看“功过格”，教袁黄如何分别善恶，专心行善积德。袁黄谨记不忘，专心行善积德，终于有成。孔姓老者谓袁黄与进士无缘，命中无子，五十三岁寿终正寝。而袁黄通过努力奋斗，考中进士，有子袁俨，撰写《了凡四训》时已有六十九岁，最终活了七十四岁。
袁黄《了凡四训》
第二篇《改过之法》首先指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行善先须改过，改过先须修心，要有羞耻心、敬畏心、勇猛心，要以古圣先贤为榜样，“见贤思齐”，如此，没有不能改之过。然后介绍各种改过方法，最重要的是从根本断绝，所谓“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很好，但不能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就是无过之人，还要向春秋时期的贤大夫蘧伯玉学习，终生自省和改过，所谓“岁复一岁，递递改之，行年五十，而犹知四十九年之非”。如此，才能做到终生无过。
第三篇《积善之方》是“劝善”的正篇，也是本书的重点。首先根据大量事例，说明《易·坤》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的必然性。然后要求分辨真善与假善、端善与曲善、阴善与阳善、是善与非善、偏善与正善、半善与满善、大善与小善、难善与易善八对概念，学习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师长、爱惜物命十种善行。其中谈到学习劝人为善，引时谚云：“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意思说：以口劝善，只能有效于一时；以书劝善，才能有效于久远。暗示自己撰写《了凡四训》这部“劝善书”，也是为了有效于久远。
第四篇《谦德之效》认为行善之后获得福报，容易骄傲自满，产生懈怠。根据《易·谦》所云：“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举例说明《尚書·大禹谟》称“满招损，谦受益”的效果。如举例云：“赵裕峰光远，山东冠县人，童年举于乡，久不第。其父为嘉善三尹，随之任。慕钱明吾，而执文见之。明吾悉抹其文，赵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意思说：赵裕峰童年就考取举人，却多年没有考中进士。其父到嘉善做主簿，他也随父到嘉善。他听说嘉善有钱明吾者，学问很好，便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访。不料钱明吾把他的文章全部涂抹。他不仅不生气，反而心悦诚服地马上改正文章错误。第二年，果然考中进士。
袁黄的《了凡四训》涉猎广博，遍及儒、释、道三家，可以说，是一部融合儒、释、道三家“劝善文化”的“劝善书”。前面谈到，“三言二拍”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劝善文化”。另外，刘宗周撰写《人谱》《人谱类记》两部“劝善书”，与“三言二拍”大致同时，虽属理学家的“劝善书”，但也不可避免包含其他“劝善文化”。《了凡四训》的成书，比“三言二拍”和《人谱》《人谱类记》要早数十年，其融合儒、释、道三家“劝善文化”，应该更具典型意义。但这也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朝末年，会出现这么多“劝善书”？显然，这么多“劝善书”的出现，一定有其独特的背景。然则，是什么独特背景呢？
如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王朝更替频繁，每一个王朝建立，都注定必将灭亡，区别仅在早晚。何也？体制早已决定。在封建体制下，国家大位，私相授受，必然近亲繁殖，基因蜕化。以明代为例。傅增湘撰《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文曾云：“余尝综观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过于有明。”明太祖从蒙元手中夺回汉家天下，故称“得天下之正”。然而自他以下，除了明成祖还能继承馀烈，实际上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明朝末年，社会之黑暗，人性之邪恶，实际已无法收拾。袁黄《了凡四训》第三篇《积善之方》特别说“吾辈处末世”，已隐晦指出这种现实。因为此处“末世”，一般可作二种解释：一指王朝衰亡时期，如《易·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一指佛教“末法时代”，也就是佛法的衰微时期，如《隋书·经籍志四》：“然佛所説，我灭度后，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均指行将灭亡时期。刘宗周《刘蕺山集》卷六《复周生》书更称：“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而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之箸，有载胥及溺而已！”“载胥及溺”出《诗·大雅·桑柔》，连接前文，意思是说，到了这一步，谁也没有办法，只能大家一起落水淹死。这就是明朝末年出现这么多“劝善书”的独特背景！当然，这么多“劝善书”的出现，并不能挽救明朝的灭亡。明朝亡国之惨，也为史所罕见，朱家子孙几十万，被农民军和满清军诛*几无噍类。“劝善书”的作用，是在大灾大难之际，呼唤和释放人们内心深处的善念，尽量减少彼此的伤害。
综观上述，可以看出，嘉善对“善学”与“善文化”情有独钟，是有历史渊源的。从陆贽弘扬民本主义思想，到嘉善以“地嘉人善”建县，再到袁黄撰写《了凡四训》，这种“善学”与“善文化”一直不断传承与发展。
《陆贽评传》修订版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