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考察资料照片

1964年5月，邬宗岳和其他9名运动员，登上了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他成功拍摄了首次攀登这座高峰的电影，公映后轰动世界。邬宗岳因此荣立特等功，并获国家体委“五好运动员”称号。在国庆15周年时，他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

首登珠峰，将二云母花岗岩岩石捐给母校

《攀登者》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方五洲向学生展示化石、交给恋人化石标本。在真实的历史里，邬宗岳向母校捐的二云母花岗岩岩石，如今依然在成理博物馆诉说着历史。

今年已89岁的周绍文与邬宗岳通信直到邬去世前数月，他告诉我们，“加入登山队后，邬宗岳仍与学校保持着联系，关心着学校的发展情况。粮票、油票的供应是否充足？学校地质发展取得了哪些新成果？他常流露出想要回来为母校发展做贡献的想法。

邬宗岳一直牵挂母校，首次登顶珠峰时，邬宗岳将和罗士明在珠峰8000米以上采集了一些岩石标本。尽管天气寒冷又极度缺氧，邬宗岳仍以顽强毅力，细心采凿每块矿石，无论是麻岩、大理石岩还是石灰岩、云母岩，每块均为厚3厘米、宽6厘米、长9厘米，非常规则。邬宗岳用羊绒衣包裹着那些标本，背下山时，羊绒衣都磨破了。后来，二人将二云母花岗岩岩石标本捐给了母校，这些标本至今仍安在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2016年，成都理工大学60周年校庆时，这枚标本被收录入画册《理工藏品》，作为包括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太平洋底等方位的“四极珍品”之一。

纪念父亲 儿子继承衣钵进登山队

邬宗岳和儿子合影

邬宗岳对于地质的热爱，我们也在他的大儿子邬前星那里得到了求证。邬前星15、6岁时去北京读高中，和爸爸在一起生活了两年，这也是邬宗岳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邬前星记得爸爸有一些标本，“但从不让我碰那些标本，他很爱地质工作，干一行爱一行。”那两年，邬宗岳总是太忙，几乎没有带邬前星到北京哪里去玩玩，“爸爸忙于训练，常常是我睡了以后才到家，我早上还没有醒的时候，他又出门了。”

“那一天，我们全家都觉得天塌了。”邬前星告诉我们。1975年，时年42岁的邬宗岳受命带领一支突击队冲击珠峰。在攀登的过程中，邬宗岳一边用电影摄影机拍摄大家与风雪搏斗的镜头，一边向大本营发出心电讯号，为研究人类对特高海拔地的适应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5月5日，在突击队向海拔8600米的最后一个营地进发之时，邬宗岳解开绳子，走在队伍后面拍片子。队伍前进了，邬宗岳却渐渐落在了后面。晚上9点左右，到达突击营地的队员们没见到他，立刻去行军路上接应，然而夜色茫茫，哪里还有邬宗岳的踪影。

5月28日，当登山队从顶峰下到海拔8200米时，只见邬宗岳的背包、氧气瓶、冰镐和摄像机整整齐齐地放在悬崖边上，而人却无踪迹。下到8000米附近时，队员们看到在悬崖顶部风化岩石和冰雪混合的地方，邬宗岳已经长眠在珠峰雪白的怀抱中。

生前，为了登山，邬宗岳不仅和小孩聚少离多，与妻子王明秀也是。他们结婚19年，相聚的时间加起来不过3、4年。邬前星从小的记忆就是“全国各地找爸爸”。从邬宗岳调到登山队以后,家人就两地分居，一年只有十二天的探亲假。几乎都是王明秀带着孩子，扛着行李，投奔他训练的所在地去探望他。最后一次碰面，王明秀终于调到了北京，全家团聚在望，结果邬宗岳连行李都没来得及帮王明秀打开，就踏上了那次牺牲之旅。

邬宗岳和王明秀合影

1983年从部队转业后，邬前星也选择到国家体委登山队。邬前星告诉我们，自己加入登山队，“是我自己的意见，我想代表我们家人去看看老爸牺牲的地方。”结果，这个决定几乎没人支持，“我妈也是不同意，但是只有我能代表全家去看看老爸牺牲的地方，就这一个愿望。”后来，邬前星顺利通过了重重考验，成功加入登山队，并且工作了10来年。1985年新疆中美联合登山队，攀登6973米的木孜塔格峰，中方五人登顶，邬前星就是其中之一。邬前星说，“在登山队的时候，我们年年都要去珠峰，最高去过6500米的三号营地。大本营有我老爸的一个墓碑，我每年都去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