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她在国内，已经出了三本小说。

到美国，一切皆是新的开始。

但她的新生，似乎并不顺畅。

在国内，她是小有所成的作家，来美国，她变成了一个支付不起生活费的穷学生。

美国消费本就高，她那点稿费，日夜剥削，早已所剩无几。

为了生存，她一面求学，一面求生活。不得已跑去做兼职打工。

那一年，她已经30多。

为了圆梦，像个18岁少女般拼搏。

对于迈入中年的她来说，学习压力尤其大，即便她考过了托福，可面对全英文环境，全部说英文的同学，她感到深深的挫败。

从新开始读起来轻松，做起来太难了。

别人一小时学50页，她一小时学个位数。

别人一个问题秒懂，她得使劲憋着想。

有一次，教授让全班12个同学围坐在一起，排成圈，教授坐中间。

他指着一件物品，让一个同学头脑风暴发散联想。

突然，他直到严歌苓，严歌苓半天想不出来，也说不出来。教授说：“看着它，你再想想。”

严歌苓不知道。

教授继续问：“你再想想。”

严歌苓依旧不知道。

教授无奈，慢慢开导。严歌苓才支支吾吾说了话。

这样尴尬的情况，不止一次发生。

这令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又该如何回头呢？

她不想回头。

严歌苓不服输，跑去报了英语强化班，拼命补课，又拿出备考托福的精气神，死磕英语。

到了期末，她拿了全A。全班唯一一个。

回国后，她每次做演讲，都会提及这段往事。

语气格外的酸楚。

报英语班，又花了钱，钱包又瘪了些，要生活，就得加倍打工了。

她跑去餐馆打工，兼职做保姆，一人打两份工。经常从餐馆满头大汗跑去学校，又从学校急匆匆地跑去打工地。

她将自己逼到最忙碌的姿态，来谋取写作的便利。

她说：“我不写这辈子我就白活了，就这种感觉。”

正当她被生活摧残得遍体鳞伤时，丈夫李克威寄来了封信，是离婚协议，他要结婚。

严歌苓很平静。二话不说，洒脱签好字寄出。

既然不再爱，勉强只会徒增痛苦。

她一边捂着离婚伤痛，一边继续打工赚钱，以便能安心写作。

生存都不易，哪里抽得出时间疗伤。

不打工时，她就死命读书，在一本本书籍里忘却疼痛。

有次朋友过生日，她买了礼物去看望朋友，在巴士上读书，读着读着，估计太沉浸了，她在车上大哭起来。

惹得旁边人惊吓不已，一个年轻女孩问隔壁男生：“你知道她为什么哭吗？”

男生摇头。

巴士到站，她下车。去看朋友，礼物没了，落巴士上了。

她总是这样。

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忘却生活的苦吧。

后来她把这段经历写成《波西米亚楼》，在书里介绍说：“我发现文学泰斗们，无论男女，都具备一些共同的美德或缺陷。比如说，他们都有铁一样的意志，军人般的自我纪律，或多或少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

那是她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学习压力大。

打工时不时受欺负。

感情破碎。

唯一的安慰，就是读书写作。

为了写作，她又拾起了往日的习惯，从生活里听故事，观察故事。

一日，她走在美国大街上，被人抢劫了，劫匪抢了她的项链就跑，把她吓得站在大街上半天不敢动弹。

镇定后，她一思索，咿呀，可以写小说啊。后来，她出了一本《抢劫犯查理和我》。

在出租房，她去晒衣服，看到一条透明蕾丝睡裙，未干透的水珠，一滴一滴往坠落。

她一看，咿呀，又可以写小说呢。后来，她写了《女房东》。

可想归想，现实问题摆在眼前，房租学费生活费车费怎么办？

在美国飘荡这些年，虽然打工赚了钱，但全部用在了学费写作上，而之前三本书的稿费，早就花完了。

她，快要熬不下去。

突然一天清晨，有个越洋电话打了过来，陌生号码，是个男声。

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想买《少女小渔》的版权。

严歌苓有些震惊：“请问你是谁？”

电话里男声说：“我叫李安。”

严歌苓只混写作圈，对导演什么的还不清楚，她说：“你拍过什么？”

对方问答：“拍过《喜宴》，你看过吗？”

严歌苓一口答应。因为，《喜宴》是她最爱的电影。

李安很够意思，给了她一大笔钱。

后来她说：“李安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