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秦玉河一句不肯收回的污蔑，造成了李雪莲从县城到市里到省里到北京告状的艰难历程。

从小处讲，故事写出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艰难。如果秦玉河能够为自己的骂语负责，就不会有李雪莲后来的上访之路，也不会有如此纵深地、对于现实的揭示与“发现”了；如果各级部门能够站在李雪莲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个“我不是潘金莲”的事件也能轻易得到解决。

从大处来讲，李雪莲上访事件看似巧合，其实有非常强烈的启示意味：

萨特说，“他人即是地狱”。

在一个原本可以轻易即可以解决问题下，故事写出了人与人沟通的绝望感，以及社会现实的某种内在症结。写出时代之弊，时代之殇。

值得深思的是，造成李雪莲上访悲剧的那些人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坏人。尽管因为处理李雪莲上访事件不力，而导致被免官的王公道、董宪法、史为民、荀正义、蔡富邦等人，都遭受了无尽的刘震云式反讽；但从根本上来看，这些人每一个都没有坏心思。

身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只是习惯了“工具论”的思考方式——他们不能不将李雪莲放置在一个工具论的意义上来看待，不将李雪莲看成一个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有情绪波动的女人，而是将她视为一种“威胁”。

甚至李雪莲家的牛似乎都更为通解李雪莲的痛楚，被派去软化李雪莲的赵大头从情感、婚姻、爱的角度几乎已经完成了使命——这是小说写到的仅有的两次导致李雪莲试图放弃“正名”与上访的事件。

可见，如果早早从李雪莲的角度去对待她，整个荒诞丑剧就不大可能上演。

对抗荒诞的是，只能是更加荒诞，无所不用其极的荒诞。《我不是潘金莲》在这个意义上是一部荒诞之作。

尽管小说对赵大头与李雪莲性爱的描写有些坐实了潘金莲的名声，但实质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与潘金莲毫无关系的小说。

李雪莲足够偏执，但却一点也不奔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