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400年后的五代时期，一个成语的出现，更印证了贾思勰的观点——“民脂民膏”。这是后蜀国主孟昶讽刺告诫属下官员的骈文《戒石文》里，用于形容压榨百姓的句子：贪官们拿走了猪油，给百姓留下的只有油渣。

这种观念上的高下之分，让作为美食的猪油渣，长期在中餐里得不到广泛的应用，地位甚至不如它一母所生的兄弟炸猪皮。

在西南欧的西班牙、法国，以及曾经作为其殖民地的拉美国家墨西哥、古巴，当地人习惯于把猪皮和肥肉一起油炸后，当下酒菜或零食吃，并形象地称为“crackling”（爆裂声，脆皮）。但在中国，炸猪皮是炸猪皮、油渣是油渣，没有人会将二者混淆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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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上的固化，在宋以后有了松动。

元末明初，一本以炼金术出名的民间杂书《墨娥小录》里，出现了一种名叫“糖灸猪肥”的食品。肥肉切片，用砂糖、酱料、莳萝、花椒腌渍一日，阴干，再用小火煎透。

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书面中出现精心制作的油渣。这与元代异族入侵，士大夫代表的旧精英体系被摧毁有关；与生产水平发展，农耕国家越来越多普通百姓能吃上肉有关；与印刷术成熟，平民文化自下而上影响整个社会有关；更与蒙古打通世界，越来越多异域风俗传入中国有关。

1816年，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并长期生活在中国广州的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有一篇《烤猪论》传世：养猪户何悌的傻儿子宝宝因为和小伙伴玩火，把房子点燃，烧死了九只刚刚出生的小乳猪。宝宝无意中尝到烤猪皮和猪油的美味后，狼吞虎咽，打开新世界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