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江青从《人民日报》内参上看到这个材料，声称“我要控诉”，王洪文也讲“对马振扶公社中学的负责人要判重刑”。19日，江青派迟群、谢静宜调查此事。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现场调查报告”的文件（即中发[1974]5号文件），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2月，逮捕法办校长罗长奇、班主任杨天成，判处有期徒刑2年。1977年11月，河南省委决定撤销处分，恢复二人职务和待遇。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1974年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各地类似马振扶中学的冤案，都应平反昭雪。（见百度百科：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
王依民（杭大中文系77级）：我是一向没有认真学英语，各种考试都靠蒙。近年重新学习，主要读小说，如《哈利波特》；以及各种少年读物，如“……小史”系列，“……简论”（所谓“牛津通识读物”）系列。遮目自娱，不求甚解。基本不会听说。
李思成（北京大学2011级）：虽然隔了几十年，场景却出奇相似：2011年入学北大时，也要分班英语教学，分四个等级，数字越大水平越高，班里一半以上是第三级，第四级和和第一级人数差不多，剩下的是第二级（我也在内）。后来发现，如果英语水平不够好，勉强进入高等级比较吃亏，反而是进第一级最划算，因为课程简单，分数较高（计算绩点时不参考难度等级）。
潘璐（中山大学博士生）：老师，我和您一样，英语是二外。我的外语学习经历要从初中谈起。当时厦门小升初都是划片区派位，只有一所学校是考试录取的，就是厦门外国语学校，我就去挑战了。顺利考入后，听说一个年级要选各十五名同学，分别以德语、日语为第一外语，我心想大环境都是学英语的，那学点不一样的，也许将来更有机会，于是选择了德语。就这么学习了六年，高考外语考的也是德语。
其实当时学到高二就越发感到德语并不是自己喜欢的，学得有些痛苦，甚至羡慕学英语的同学，但也不敢冒险转到英语班去，害怕达不到高考水平。当时德语班同学的未来规划，一半是通过语言考试申请德国的大学，一半是通过保送就读国内大学的德语专业，而我因为不想大学再以德语为专业，是为数不多选择参加高考的。也庆幸那时候的果敢，让我最终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就读中文系。
中学时虽有英语课，因为不是主修，课时很少，程度也有限。导致大学入学英语分级考试，基本题目都看不懂，很自然地被分到三级班（最差一级）。当时对自己的学业隐约有规划，了解到本科毕业要过英语四级，想保研要过六级，但学校规定一级班大一上学期可以考四级，二级班大一下，三级班大二上，而大三上学期就要面临保研申请，意味着我必须四级六级都一次通过，才能有机会申请保研。带着一点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意思，我每天背单词，刷卷子，后来真就顺利通过了四六级，保研直博。但也很惭愧，即便通过考试，也依然是哑巴英语，口语水平一般。
读博以后，眼界不同，不再像从前一样把外语当作一门要学习要考试的科目，而是作为打开世界的窗口。要想和外国学者交流，学习其他国家最新的学术成果，语言是必不可少的，也时常想，要是外语能再好一些就好了。
曾庆兰（中山大学硕士生）：看到老师讲自己学外语的经历和收获，作为学生，我胡萝卜和大棒都接到了。老师结尾说现在有人说中国人不用学外语，我立马想到开头的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荣，时移世易，对待外语的态度如此一致，两相对比之下，好讽刺。
蒋思婷（中山大学硕士生）：刚看到这个问题还有些惊讶，“怎么学的外语”是奇怪的问题，难道老师们上大学之前都不用学外语的吗？结果读完文章才了解，还真是上了大学才开始外语，而且还能选择不学英语。我们是初中开始学，而现在的小孩子小学就有外语教材了。期待着老师其他同学们的回音，会像照片一样直观地真切地投射时代的面貌，能感受到的不是教材式宏观上的时代背景，而是处于那个年代的充满生气的人们。谢谢老师！
张益嘉（中山大学博士生）：谢谢老师的分享，读完两版文稿，深感有趣。从小到大我都将学习英语看作是一门任务，听到“取消外语”的类似口号，也只想到会减轻学习负担，极少思考学习外语的真正意义。直到去日本后，发现出行、交流，样样离不开外语，即便手机的翻译app十分通用且便利，但也只能帮助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想要和外国人做稍亲近些的交流，都无法靠软件做到，这让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也开始认真学习日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学习外语绝不止是掌握一个交流工具，更能借此了解他国的社会环境、风俗人情，广至政策制度，细至思维习惯，都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慢慢体悟。所谓“不必学外语”之说，大概只停留在语言的交流功能，我想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林杰祥（北京大学博士后）：我小学四年级（2000年）开始学英语，一直到高中，学英语主要以阅读听写为主，高考时英语需要考听说，就是除了听力之外，还要考口语，对着电脑听题后作答，大学之前应该算有点基础。大学学英语，主要是为了应对四六级考试，要练习听力，当时我看英语电影学英语，看电影时，演员每说一句，我就暂停，重复一遍，再到下一句，如此反复。此外每周五晚上会有英语角，有外国人参加，我参加过几次，有点收获，但是后来觉得嘈杂，便没有继续。硕士时有外教课，我上了一学期，真正比较多开口说英语，外教说我的英语有较重的美音，也许就是看电影的效果吧。
廖智敏（中山大学博士生）：想起老师的考博准考证上考的外语是“日语”，当时就觉得很厉害哈哈！最近我花几十块钱买了《新标准日语》初级教材，开始自学日语，因为想着作为老师的学生，不会日语好像说不过去 。不过现在我处在“老大哥们”的年龄了，从零开始，也是“记了又忘”。[破涕为笑]。
钟钰婷（中山大学硕士生）：我们这一代是学英语长大的。说句实话，从小到大，对英语没多少兴趣。但这又是必修，还得坚持。大学里我好像完美避开了各种大考中的英语考试：推免本校，可用最初的六级成绩就行；考博复试，清华是开卷考。——不过听说九月份开学就要闭卷考英语了，那么八月再挣扎下吧。
研二时选修了梵语基础课，每周两次，只是抱着了解的态度上了十几周。选修，是因为《中国文学史》（三）里黄天骥老师有过一个观点，认为“旦”可能来源于梵语dan的译音。可能这对中古时期的文学研究有用，就去上了。虽然至今没有什么看法，但至少了解到梵语的语法和变化形态，让我对于印度的禁忌文化有一些直观感受，便也是收获吧。
董诗琪（中山大学博士生）：小学分普通班和实验班，实验班才有资格学英语，我进了实验班。上了初中，老师要平衡其他同学的进度，又从26个字母教起。我觉得无聊，没认真听；老师教新知识，也没在意。等真正发觉时，已差了一大截。所以中考时，英语反而成了弱项。高中时，请了家教，好不容易才有提高。但仍是哑巴英语教育，阅读和口语还不错，听力一塌糊涂。这次考雅思，还是听力分最低。后来又学了俄语，感觉记忆力确实不如以前了，也是记了又忘。而且俄语的语法和字母太容易和英语混淆。有段时间，我去图书馆查书，要登记我的读书卡，我居然一下子不知道英语的D怎么写了。
记得小学时，有英语外教，教了不到一个学期就走了。外教不会说中文，根本管不住教室的纪律。毕竟是在四五线城市，工资又低。初中时，暑假里我去了一个英语外教班，那个外教很有意思，不会说中文，能用简笔画表达意思，小朋友们都超级崇拜他。可惜，最后考试，题目太难，得分都很低，家长们不是很高兴。后来外教回家，就没了外教。不过，接触英语早，我对口语发音倒是一直很自信。
刘勇强（北京大学。南昌大学77级）：晨得黄仕忠教授惠示《上大学时，你是怎么学的外语？》，因经历相似，心有所感，遂寻出十年前随笔以应之。《A young book》——
刚上大学时，高等教育百废待兴，教材尚不齐全。记得第一学期英语课发的还是当年为工农兵学员准备的油印教材，开篇都是这样的句子：
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Long live chairman Mao（*万岁）
Chairman mao called on us to learn from Daqing in industry and from Dazhai in agriculture（*号召我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除此之外，对英语课基本无印象了。有兴趣的同学多半在自学，流行的教材有两种，一种是灵格风《英语九百句》，孤零零的单句配着短波收音机嘈杂不清的朗读，很容易令人生厌。我虽然也买了，却没有从头至尾地念下来。我学的是另一套名为《Essential English》的，这可能是三十年前最流行的英语教材。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甚至说这是英语教材中的不朽名著。
虽然它不是课堂教材，与考试无关，学快学慢、学多学少、学深学浅都是自已的事，但当时学得还是很认真的。因为终究没有学出个结果来，所谓“认真”，不说也罢。
不过，由于缠绵了两年许，我对这套教材本身多少还有点印象、甚至有点感情。《Essential English》是零起点，第一课从 This is a man\ This is woman开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接下来，有一幅小插图，指着一猫一狗问Is this a woman and a baby?时，我瞬间得到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笑。这样的课文分明与近来时兴的民国《国文教科书》以“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开头是一个理儿。
随着程度稍微加深，课文开始由转为英语老师Mr. Priestley 与几位学生学习英语的情景对话，他们性格各异，有始有终。比如有个叫Hob的，课文对他的介绍是：He is certainly not handsome or hard-working or clever, But he thinks that he is all these.他十分滑稽，喜欢说笑，有一课是《The Body》，Hob先说：I have a head\neck\eyes\nose……其他同学就依次用head\neck\eyes\nose……造句，Mr. Priestley再加点评。不过，Hob不只是起个头，有时，他会顺嘴讲个小笑话，以致Mr. Priestley不得不打断他：All right，Hob, but get on with the job。于是，Hob接着起头：I have a tongue——and I expect you often wish I’d hold it。看到这里，我其实不希望Hob管住自己的舌头。这应该是教材的一个成功之处，它让你对课文产生了兴趣。至于书中不时插入的小幽默和漫画，也让全书变得生动有趣。
除了语言之外，课文中还不时穿*一些英国的文化知识，在第四册，有两篇课文介绍狄更斯， Mr. Priestley说：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other novelist in England who has such a hold on all classes of people.He had it in his own day,he has it in ours too(David Copperfield is still a “best seller”) ,and I believe he will keep that popularity as long as English is read.
如此崇高的评价促使我当时借阅了《大卫·科坡菲尔》，并对此书至今难以忘怀。
上个月在孔夫子旧书网和淘宝网上搜了一遍，发现这套当年铺天盖地的教材，标价高的居然超过了百元。我找到一家便宜的，邮购了一套。不为外国语不为人生斗争不为武器，只为那一点点物美价廉的怀旧啊！
前些天收到书后，我随手翻到一页，在讲old 的反义词young时，老师请学生再举一个old的反义词，学生说：
Yes, there is new, isn’t there? The opposite of “an old book” is not “a young book”, but “a new book”.
在我这英语到底没学好的人看来，A young book 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说法，《Essential English》便是我的young book。
Long live the youth!
（2013年7月20日记）
孙玫（台北中央大学。南京大学77级）：《学英文》——
1997 年我还在新加坡的国大任教，6 月，飞往台北参加同际学术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来台湾。会后一位台湾学者好奇我为何是中文系出身却在之前有好几篇英文论文发表？问我是不是大陆的中文系特别重视英文教学？
特别重视英文教学？！我哑然失笑。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才能向她说清楚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学英文的那些奇事……
1968 年秋，中学终于复课了。当时也没有什么年级、班级之称了。年级已改称“连”，班级改称“排”，小组则改称“班”，总之，一律军事化。
当时也有英语课，第一篇课文是“*万岁！”接下来的就是“打倒刘少奇！”是不是就不学 26 个字母了呢？当然不是，只是每次配合课文教上几个字母，等教完之后再一并汇总。一天教到了 U、V、W，突然，班上的一捣蛋分子大声喊了起来：“咦~喂~打我喽。”同学们听了哈哈大笑，老师则是哭笑不得，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天底下就有这样的奇才，读起书来连半窍都不通，但搞怪却是才华横溢。某天，老师教到了 Saturday （星期六）这词，这家伙的灵感又来了，大喊道：“*头的！”（扬州话没有翘舌音，“*”又是入声字，短促急收藏，因而“*头的”发音和 Saturday 十分相似）这一下，班上上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又过了一阵子，珍宝岛那边打起来了，紧接着全国深挖洞准备打仗！于是，所有的教学也都要配合战备。英文课上，老师就改教我们军事用语：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云云。二十多年后，我在夏威夷大学读博。一次和美国同学闲聊，说到了这事。老美闻之，哈哈大笑，言道，假如他们真的打进了中国，能听懂你们的英文？！他们是俄国人耶……
1977 年恢复高考。所幸，那年不考外文，否则真不知有多少当今的国之栋梁（在下除外）彼时会被挡在了大学的校门之外。
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的第一次英文课，摸底测验，我得了5分——只能写出 26 个字母。而班上有些同学的英文则非常棒，结果可以免修。当年教我们的英文老师来自公共英语教研室。老师人很和善也非常认真负责。她告诉我们她原来的专业是俄文，英文是她的二外。彼时根本没有什么电化教学设备之类，有的是每天学校（原来宣传*思想）的高音大喇叭，播放《英语900句》。无论春夏秋冬，也不管刮风下雨，总有一拨又一拨的年轻的大学生站在室外跟着大喇叭一句一句地念英文。当时的英文课是四十多人的大班。课本用的是南大在文革结束前自编的公共英语教材。真后悔没设法保留下来（后来因周游多国居所不定许多书刊都不得不忍痛舍弃了），否则，绝对是珍贵的文物。特别是那几本油印的补充教材，其中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列宁在伦敦，等等。
当年，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视学习英文，每天都要从非常珍贵的学习时间里优先挤出两三个小时去伺候/捣鼓它。并非是想出国！那会儿就是做梦也梦不到后来自己能有机会先到英国后到美国去学习。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每年只有极少数的公费生出国留学——绝大多数是学理工的，至于文科生基本上都是外语专业的。对于我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出国留学就像是登天上月亮，连想都不用去想。那时我之所以努力学习英文，其实也就是想考研究生。考研要考两门公共课，一是政治，二是外语。对于前者，临考前，只要死记硬背一通便可拿下；但是，学外语就不一样了，必须要花水磨的功夫，长流水，不断线，持久战。后来，大四时考研，我们同班同学中还真有人就因为英文差了两分而没能考上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程先生都为之叹息。不过，这位仁兄虽未能进入学界，但早已是风生水起。这正应了那句话，是金子无论在哪儿都是会发光的，哈。
虽然并不是想出国，但是当时我却非常注意自己朗读英文的发音。因为我从大一的《语言学概论》课中得到印象：语音是语言的基础，语音不准会给学习外语造成障碍。此外，也得益于自己的一点悟性。彼时报刊上有一些纪念文章，说伟大领袖曾经花费不少时间认真学习英文，有一篇文章还提到老人家独自大声朗读英文——带有浓重的湖南乡音，但是好像从来没有文章说他可以自如地使用英文这一工具？刚好我们宿舍有一位同学读英文就有很重的乡音，这妨碍了他记忆单词。为此，他很苦恼；而我也就具体地感知到，发音不准，是不利于记忆英文单词的。
功夫不负苦心人，考研时，英文终于没有拖我的后腿；但是，初到北京时，我还是个不能开口说英文的“哑巴”。如何才能够开口呢？读研时，我的专业是戏曲表演导演历史及理论，这就需要经常到剧场去观摩各种演出。看京剧不时会看到一些老外。那种一来一大帮子的大都是旅行社安排的观光客，他们经常是不看完，到了中场休息就抽签（走人）。但是也有一些散兵游勇，这种人看戏就并非是只瞧个热闹，他们休息时还会到台口去转悠、东看西瞧。看到这种情况，我便主动上前搭讪，逮到机会，便把事前用英文背下来的戏曲常识、剧情梗概之类，一股脑倒给他/她。对方也知道我是想练英文，但不反感，因为他/她对我所说的内容多少还是有些兴趣的。于是，愣是靠着这种厚脸皮，“哑巴”才开口说了话，铁树开花（1970 年代中期有一首花腔女高音的歌曲，歌唱针灸疗法使得聋哑人开口说话，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哈。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势头已经超出了一般人从前的想象，出国留学的大潮也随之澎湃而起。1986 年冬，我获得入选第一届中英友好奖学金访问学者的机会，按照规定到成都参加英语集训，然后就地参加雅思考试（之前只知道托福，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雅思）。虽说是强化训练，但师资、教材和教法却都不敢恭维。考试在即，一个个压力山大。大家经常被五花八门的多重选择试题搞得昏头昏脑，苦不堪言。某日，模拟考试结束，聚在一起闲聊。有人感叹，什么时候咱们中国也发达了，老外们都争着来中国留学，都要学中文，让他们尝尝具有中国特色的多重选择题！
叶晓芳（杭大同学）：同学聚餐，说了几个出国的故事，姑记下，感觉生活远比小说精彩。
第一例：两口子去南极，在一家餐馆用餐，荷兰女侍者递上菜单，一个字不识。侍者看出来了，就拿笔在纸上画。先画一朵云，（这是什么意思？）再画四只脚，（还不明白）又画了个细尾巴，接着在云上画了两支角。男主人恍然大悟，“咩——”脱口而出，女侍者笑了，终于明白了。
第二例：一人去美国，独自坐出租车，朋友送他上了车，和司机交代了目的地，预付了车费，他只要到时下车就行。车开途中，司机无聊，与乘客聊天。“Japanese?”乘客摇头，指指自己的嘴巴，表示不会英语。司机没理会，继续发问：“Chinese?”乘客憋不住了，“哈伊。”
第三例：随团去欧洲，早起去餐厅，看不懂如何点餐，装模作样在单子上看看，在最上面一行上点了点，上来了一盘汤，不情愿地喝着，忽然看见隔壁几个韩国人在吃面，“One more”,原来面条这么叫，马上也来了一句，侍者又送来了一盘汤，默默地喝下。等见到同团的人，说：“我已经两盘汤喝下了。”
都和外语有关。各位，对号入座吧。
尚永亮（武汉大学。77级）：和仕忠兄学外语经历有异有同。中学俄语，大学英语，都因特殊原因半途而废。留校后自学日语，数月后即借助字典翻译松浦友久陶渊明的说理诗，83年发表后受激励，兴趣更大了，以后考研评职，均赖此而顺利通过。九十年代初到大外强化半年，94年、04年、13年赴名大、京大、创大数载，但长进无多。现在则听、读、写俱急剧退化，令人汗颜。
罗时进（苏州大学。77级）：有意思的回忆。是一个人的，也是一代人的。学外语，是七七、七八级的“痛”。
姜小青（凤凰出版集团）：黄老师的文章很有意思，让我想起自己这辈子与外语的纠结。外语对于我们这代大多数人来说，正如文章中提到的，是“哑巴外语”。作为生活在江南小城市的人，“文革”后期上初中，就开始接触英语，但就是张不开口，也就没了兴趣。80年高考，外语似乎只作参考，记得当时考了13分。大学期间，课堂上最怕与老师对视，生怕被叫起来朗读。后来88年考研究生，就找了两本试题集，都是一千题，有答案，通过死记硬背，考了59.5分，当年山大外语要求是40分。研究生期间，继续把“哑巴英语”“进行到底”，山大要求，研究生外语课程听力不及格者，笔试必须80分以上，最后还是通过笔试过关。[呲牙]。
叶鹰（南京大学）：78年高考英语我考了20多分，当时达到外语系录取标准。大学和研究生英语的确缺少口语会话，直到2000年留美后才能“四会”。如今在美生活顺利。
孙启军（羊城晚报。南京师大79级）：1979年的大学里，清晨天刚蒙蒙亮，池塘边操场上咿咿呀呀背单词的身影随处可见，但真能把外语当作为语言学习的却如凤毛麟角，大多数人称为“学单词”更恰当些。我即如此。大学前两年，印象里英语课只教了许国璋教材前两册，学了国际音标、背会几个单词而已，能和老师在课堂上进行简单对话的，全班不过三两人。一一无它，大家都从文革中过来，基础太差了。我后来的一点英文基础，全靠研究生备考时自己恶补而来，能读一点简单的英文小说散文，纯属哑巴英语，所以工作之后，几年不用，就又全还给老师和那些死记硬背的青春晨曦了。
沈金浩（深圳大学。80级）：那时外语教学人才比较紧缺，我所在的学校给我们中文系学生开课的老师年龄都比较大。我印象较深的是一位叫魏爱喜的中俄混血老师，她是俄语老师，但英语教得也好，可惜不久就随赴任《红旗》杂志领导的夫君调去北京了。另一位给我深刻印象的是83年暑假为我们考研英语兴趣班上课的外语系副教授顾嘉祖，他是个拼命三郎，课讲得蛮好，还能通过讲课给人鼓舞与力量。我84年考研，英语卡上及格线，与那次暑假补习有一定的关系。
曾建辉（友人，81级）：@黄仕忠 期待您的发文，因是必读的。说起学外语，我是1971年上学至1981年高中毕业。当年北京是初中一年级才有外语课，不知如何划分，北京市中学是学英.法.俄.日外语。我就读的八一学校那一级，一半学英语一半学法语，我们班被化为法语班。但是到了初三全部学英语，因为高考外语是考英语，1981年高考外语是算50%的分。
田东江（中山大学83级）：顺口溜我记得的版本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还能当接班人。河南马振扶中学女生张玉勤自*前写的。我们中学当时没有外语课，都不知英语是什么东西。我是1985年读中大时才正式学英语，之前是自己跟着电台嘟囔的。为了高考，把初中到高中的英语课文全部背下了事，也没做过什么习题。1985年居然得了90分（百分制）。全额计分数。我在1980年技校毕业后就进工厂当工人了，1982年萌发高考的念头，1983年上阵，考了3年。
孙有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很有意思，对我们外语行当的人很有启发。
吴振武（吉林大学）：我的学外语经历跟兄非常相近，也是选学日语，看见文中那些书影，也很亲切。
董上德（中山大学）：很有味道，且可做日后的史料。
彭玉平（中山大学）：散文家很空出世哈，确实写得好！
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潇洒心态才能写出来。
潘健华（上海戏剧学院）：大学生活中的外语经世，太有体会了 。晃如眼前 。
马茂军（华南师大）：将来会成为很重要的教育史料。
王茂根（中大校友）：为社会、为历史留下一份记忆。
张丽萍（杭州大学79级）：做成一个系列，就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画卷。
秦培春（剧作家）：黄先生所发这些同学、朋友圈文章，很有意思。不妄不燥，家常叙事，读来真切。集文成册，可校补正史。
王云路（浙江大学。78级）：非常丰富有趣！喜欢。对于英语，我差不多也是“p也不知道”。
钱洪流（南京医学院78级）：这个调查结果是可靠的，是有血有肉的，关于上大学话题是沉重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胡鸿保（中国人大。78级）：杭大同学以及友人的文字总体远多于正文。蝴蝶效应吧，厉害。
赵军明（友人）：我们学外语经历十分相似，说明是同一代人。
陈鸿森（中研院史语所）：仕忠兄机伶的人，得天独厚，一辈子顺境，种德之家。没想到认识稻畑那么早。
张均（中山大学）：您的戏曲研究与日语之长，相得益彰啊。
陈林侠（中山大学）：太有意思了，可以写出一本非常有价值的时代记忆之书。
盛志梅（天津师大）：非常棒，以后结集出书，也会热销的，带有时代印记的集体回忆，真成不做作，无功利性，最难。
鲍震培（南开大学）：好 文。第一本教材有点眼熟呢 。学外语是那个年代的人心中的痛、心中的梦吧！恭喜黄先生学为所用。
崔蕴华（中国政法大学）：您这些文章丰富的生活细节，让人读来心潮澎拜，又发人深思。
黄杭义（中学同学）：仕忠：还有句“不学ABC，照样干革命”。
傅湘龙（湖南大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如今也很具现实意义。
罗渝宁（华西医大81级）：75年上初中学了一年俄语，现忘得一干二净。77年开始学英语，教材第一课记忆犹新：Long live chairman Mao ! 81年高考四川英语算50%，我考了61分！
周解荣（中学校友）：@76届黄仕忠 日语演讲在北海道幼儿园的小朋友中成功了！
万晴川（扬州大学。85级）：上大学时任情率意，喜欢看外国小说，英语基本放弃。毕业后分配到离省城四五十里地的一所省属重点中学教书，于是决定考研，自学外语，从初中开始。后来学的外语又聋又哑，因为外语差闹过不少笑话，吃过不少大亏。1985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陈毓罴先生的研究生，陈先生期望甚殷，曾两次来信鼓励，终因外语而铩羽，次年转考西北地区，外语勉强上线。
王永太（浙江省社科院。78级）：没想到我很烂的日语，考研成绩只比仕忠兄低了两分。大学学日语是没办法的事，不可选，内心十分的不情愿。当时想学英语，没条件。
周绚隆（中华书局）：我学英语的办法跟你一样，初中在农村中学，没人教，中考得了17分，高中进了省重点高中，英语从头学起，自己加码，成绩突飞猛进，高考90分，此后一路顺风顺水，英语现在还能用。
为了练口语，我还教了一段留学生。前几年出国谈《哈利波特》版权，不用翻译直接上。20年疫情期间，写了本《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
何桥（温州师专78级）：人生有许多偶然，但偶然中有必然。黄博初中阶段虽有两次机会偶然接触英语，但终与之擦肩而过，上大学很理性地选学了日语，且学得顺手学得溜，直到必然地使之成为学术发展的阶梯，助己步步上升，与日本佬为伍，与日本文化融合，美哉乐哉！冥冥之中，或许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啊。
比较而言，我学英语没有你那么美好的回忆，完全是随大流，因错过了最佳学外语的年纪，总体上感觉是学得事倍功半，到如今出国还不能与老外深度交流，只因为出口的英语总是带枫桥口音。
胡光明（香港理工大学）：老师这份社会学调查报告，真是太丰富了！学外语的话题在老师一代人，主要是大学阶段，我们后来人就大为提前了。这背后折射的是时代变迁，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语种的变化，俄语、日语、英语兼而有之到英语“一家独大”。
回想我的外语学习，从26个字母开始的英语学习初一才开始，河南省鹿邑县马铺镇二中，时间已是1996年。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吴梅英，提着录音机播放人教版英语教材录音的场景，依然清晰的在我脑海中。现在想来，我的外语学习几乎就是“哑巴英语”“考试英语”，听说读写，中考、高考、大学英语四六级，都只有听读写，完全没有口语（直到申请来港，报名了雅思，才有口语考试）。03年到北京上大学，开学的英语分班考试（一如老师文中其他老师回忆的），我们班42个人来自29个省市，只有6个人进了快班，不可思议的是我居然被分到快班，大约就是纯考试而没有实际检验的结果。
初中学英语，最深的印象便是人教版英语教材。Hello, my name is Li Lei. My name is Han Meime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这些基本句子一代人应该都还记得清晰。以至于后来有位音乐人创作了一首歌《李雷与韩梅梅》，又有同名的青春电影，成为80后一代中学生的集体记忆。最近热议的教材插画事件，又有不少同龄人说起当时的人教版教材，英语教材的Li Lei、Han Meimei以及鹦鹉Polly都成了最美好的回忆。
老师这篇中，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不学ABC，照作中国人。不学ABC，照样干革命。不学ABCD，照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中学学英语时，这首“诗”仍然很流行，不过最后两句又变了：不学ABC，照当接班人。
杨绪容（上海大学）：我学习的方式，就是把学会的遗忘。您“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更有腔调。[呲牙]。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是中国文化的礼物。[强][强][强]。
吴存存（香港大学）：多谢分享！很佩服您没出去留学却能编详洋大观的日本汉籍日录，个中辛苦和心血，必非我等所知。
我一直学语言很笨，因此情感上痛恨学外语，在国内时都是为了考硕考博临时抱佛脚发奋一下，考上后就彻底搁在一边。记得刚到澳洲时，感觉就像被扔进海里，一根稻草都找不到，欲哭无泪，为生存只能学习。不过因为当时已人到中年，掉在海里摸索着学游泳是来不及学蠂式或蛙式，只能自己琢磨个狗扒式生存下来而已。[尴尬][尴尬][尴尬]
陈慧（中山大学）：老师，非常惭愧，我上大学后报过日语班，没有坚持下来。后来看日本学者的论著，大意能懂，不确定的地方再请教朋友。英文的话除了大学英语课外没有额外的学习了，也是看看研究领域内的英文论著。
高伯齐（中大校友）：我的英语很差，高考考了75算好的，大学也没好好学，连国家4级都没过 。数学也一样，高考数学还比较高，工作后基本用的小学算术， 初中数学都很少用到。
邹双双（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原来黄老师那么早就开始学日语了！应该发给我们专业学生读读，学习给自己加码。
老袁（友人）：教授好，晨读大作，方知你们这些精英读书求学太不容易啊！
杜江（西南师大85级）：同黄老师。1985年9月入学，西南师范大学，被发配日语班。日语识睇不识讲。当年西师世外桃源。
杨苗龙（高考同学）：我们80年上军校时,指挥专业系不学外语，化学分析系要学，情况差不多～。
吴肖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常有意义的研究！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生经历。很有感触！
外语对80后来说学习的资料和途径比前辈多了，但还是卡住了不少人的求学之路。我幸运的是基础尚可，高考还多选了一门英语口语，考博还靠英语加成排了第一。
杨早（中国社科院）：这能做出一百多个题目，和我还在磨的1912异曲同工，都是开启一种新的生活形态。人人有话说，样本量大了，有些东西就能看出来了，这比单纯的个人回忆有用太多，是拼图式的集体记忆。
高志忠（深圳大学）：黄老师早，真的是一份社会调查报告！看了您的文章才知道您是学日语的！印象中我周边也有类似的情况，有担心英语拉分，高中改学日语，结果真的提分很多。也有熟人考研究生时畏惧英语，改学日语的。各种考试和求职中外语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
韩一槿（广东金融学院）：谢谢黄老师的分享。对于我们在外国语大学学外语的人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大早在晨读园里晨读，相当于学声乐的在唱歌前开嗓。每天早上晨读半小时，课上说外语时就不容易“吃螺丝”。
王芊（中山大学）：原来您是在大学本科时就学习日语了！我们中文系大学时的外语课只有英语，没有日语的选择。而对于大部分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来说，人生中的英语巅峰时期是在高三（这一点前几日师门聚会聊起来，得到了同门们的普遍认同），上大学后没有了高考压力，同时如果没有出国交流等需求或经历，英语水平是逐年下降的。我是在读博士期间，见兴起域外汉籍研究热点，周围同学很多都开始学日语，才想要尝试学习一下。不过当时学校面对全校公选开设的日语选修课，是一位日语系的硕士研究生上的，几十人的大课，听课收效甚微，基本是没学成。
徐永明（浙江大学）：回音壁的形式很好，引发了同时代人的共情、共鸣和共忆。观念是很重要的，错误的观念，小则害个人，大则害国家。“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如果真是信以为真，那倒楣的是自己。外语是一双眼睛，多学一门外语，就是多一双眼晴。
我高中时的英语很不错，高考100分的卷，考了90多分。但进大学后，说成绩好的可以免修，结果傻傻地真选了免修，以至于考研时只考了40多分。幸好读研究生时，拼命背单词，看英文书籍，才不至于太差。英语不仅给我带来了好处，而且因为与哈佛的关系，给学生带来了好处，现在已有13、4位同学到了哈佛访学一年。同时，我那点英语水平，居然也成了哈佛燕京访问学者，福及家庭，一家子享受保险去了哈佛，女儿后来也考上了美国顶尖的大学。
总体上看，与欧美的学者相比，中国学者的外语能力是相对较弱的。欧美学者大多能懂数国语言，当然，这与他们的语系有关，但与观念、方法等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庄初升（浙江大学）：
为卖猪仔到北美的广东华工自学英语所编的教材。用粤语来给英语注音，很有趣味。
早期中国人学英语，真是一部辛酸史。广东英语、洋泾浜英语。
《广州“番鬼”录》记载：“在广州商馆附近的书店出售一本名为《鬼话》的小册子。……如‘今日’(to-day)在解释外文意义之后，用两个其他的中文字‘土地’来拼to-day的音。直至整句话也是这样，由此语言的结构便被奇怪地改写。这本小册子每本才卖一两个便士，但它常见于仆役、苦力和店铺主的手上。该书的著者是一个中国人，他独具匠心，应使他名垂千古。”
茜茜（友人）：@黄仕忠 博士的回忆，点点滴滴记录了那个时代有志青年或顺利或曲折的成长历程 。您的同学们也是记忆超凡的段子手，让我全程带着笑容阅读。谢谢分享哈。
张照丽（中山大学本科生）：阅及老师在“回音壁”之语，深有感触。小学时期，学生所在小学不重视英语教学，讲台底下的学生也是嬉笑打闹，课堂内容无非是反复朗读课文、课后单词。期末英语考试的试题，不外乎单词的中英对照填空，和“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的课本原文默写。难以忘怀的是，每次英语课后，都有不少同学公开支持“中国人不学英文”的看法，还对认真复习英语单词的好学生嗤之以鼻——现在想来，实在心惊。
学生真正开始学习英文，是在中学时期。初中入学时由于英语基础不好，48个英语国际音标中只马马虎虎认得12个单元音（因为形状、发音与汉语拼音相似），导致“课前小读”对着音标朗读单词时，我磕磕巴巴，而同桌语出流畅、发音甚有美感。十分羞愧的我决定恶补英文，尤其是发音。作为住校生，在校内，我每日最常做的就是“叨扰”同桌，连番轰炸式进行讨教，或是自习课揣着课本、卷子直冲英语老师办公室，开始今日份“十万个为什么”。放假回家，就坐在电脑前，反复观看一部英文电影，或反复阅读一篇英文文章，背台词、背句式、记发音——虽然方法笨，但的确卓有成效。
学生中学时期的英文学习，也只停留在应试阶段，直到来到中山大学求学，课堂全英授课、课后与留学生交流等，才觉醒了“外语是一种沟通与交际的工具”意识，也很庆幸，自己能够习得一门外语，在阅读与交流间开拓视野，与另一种文明进行思维和观点碰撞。[庆祝]。
任珂旻（中山大学本科生）：我到目前为止系统学习过的只有英语，希望能利用暑假时间多学习一些其它语言。我应该是从小学开始正式学习英语，记得学校第一次英语测试，我考得极差，回家后妈妈便郑重的对我说：你想提高吗？我陪你上补习班。那个补习班是早上六七点开始，那时候是冬天，从家到补习的地方要经过一些巷子，经常能听到鸡打鸣的声音。那位老师很年轻，应该是没有足够的耐心，对学得慢又没去问的同学会出言讽刺，说“不懂装懂是饭桶”，那时候听到这些话总是会红着脸看一眼老师，害怕老师在说自己，然后又埋头赶紧读书。补习完上午才刚刚开始，离开教室能看到非常干净的天空，那时候英语是害怕但又不得不去面对的事。到后来看得多记得多了，学习英语便轻松起来。高中时觉得最繁琐的是语法，到大学英语学习仍主要用在考试和阅读上，实际中说的机会也很少。
作者简介：黄仕忠，浙江诸暨人。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历本科、硕士，并留校任教。后往中山大学读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和俗文学研究。曾获长江学者等称号。学术著作而外，有随笔《书的诱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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