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大饭店的化粪池堵住了，再不疏通污水就要溢到客房了。我们打开井盖后，臭味熏跑了周围干活儿的所有民工。那井有4米深，用工具探下去疏通根本不管用，得要人下去清理才行。干这活儿有危险，粪水就1米来高，而且井下还有沼气。我系上安全绳就下去了，先用钩子钩淤积物，钩不动，能拿手掏，最后掏出了烂毛巾啥的一大堆，粪水溅了一脸。我装满一桶就往上背一桶，背了三桶后，因为缺氧晕了。工友们把我拽上来，我躺在地上直捯气，没等救护车到，人醒了。”“我们要怕脏，住户不就得脏着吗？有年春节，崇文门那边的国防科工委的化粪池堵了，地井在一家美容院的院子里，下井清淤时不能穿棉袄，我是穿着大裤衩子下去的，上来后冻得直打哆嗦。人家受了感动，给我们单位送了锦旗。这不是冲我这班长一个人的，是我们背粪班的集体荣誉。脏了累了我们几个人，那么多家庭能干干净净地过日子，我高兴。”

“社会没亏待我，给了我不少荣誉。1995年建设部给我评了‘优秀城市美容师’，1996年全国总工会给我发了‘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总工会给我颁发了‘首都劳动奖章’。1996年中国青年报社宴请全国十大杰出人物，那次是我第一次吃烤鸭，看别人怎么卷我就怎么卷，但还是弄了一手的甜面酱。1997年北京市旅游局宴请对城市建设有贡献的人，那是我第一次吃螃蟹，看着别人吃得那么溜，我就是学不会。”

“三产”不养大爷

在天津荒友圈中，李儒法（化名）属于“低调实力派”。需要出钱出力时，他没有二话，却一点儿不张扬。

他说：“我出生于1952年9月，天津31中的69届初中生。我这一届毕业的同学有70%的人去了兵团，少数人参军、当交警或被分到‘小三线’工厂。我是1970年6月3日去的兵团，分到3师20团3营17连。”

“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是转业军人。当时连队‘左’得厉害，讲红色教育，重视出身。出身好的人，入党、提干和上大学都优先考虑。刚下乡时，大家一样务农，对以后都没什么想头，等到有人开始上学或病退返城时，人心就开始不安定了。”“我也想回家，但我们‘小六九’文化底子薄，推荐上大学没有竞争优势。我这人属于闷头干活的主儿，在政治上不会表现。后来我总结，在‘左’的环境中，我这样的人吃不开，在经济放活之后，才有我的舞台。”“兵团知青大返城时，国家的情况虽然比‘文革’期间好了一些，但经济还没搞活，天津一下子接回这么多知青，就业市场一时半会儿难消化。把这么多年轻人放在社会上也不是一回事儿啊，天津市把安排知青就业当成一件大事办，哪个单位的职工子女返城后上不了班，要处理单位的工会主席。即便是这样，我还待业了近两年，在那段时间只能找临时工干。1980年12月26日，我有了正式的工作，我父亲单位的工会主席找了我，说让我到交通局下属的一个建筑工程公司去上班。”“1981年到1984年，我上了三年的夜校。我不像别人那样直奔高等学历，咱基础不行，要补就实实在在地补，缺哪儿补哪儿。我补的就是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课，目的是从根上把做事的基础打牢。等我后来下海时，这次基础性的补课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在单位一直干到1990年，第二年我去了我们公司办的一个‘三产’（第三产业）单位，一家贸易商店。”

“单位的‘三产’商店不养大爷，经济效益靠等是等不来的。我坐船到大连买了二百斤鞋钉子，就是那种橘子瓣形状的带钉子的铁片，回天津后推着车去市面找修鞋摊子，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推销，七分半的一个鞋钉，我卖一毛五一个，天津市的鞋钉子差不多都是我供的货。我卖过鱼、虾、螃蟹，还一筐筐地倒腾过山楂，卖给穿糖葫芦的小贩。我还跑到河北和山东倒苹果，自己去地里摘，一摘就是三天，装满一卡车后，拉回天津找买主。人生所有的吃苦经历都是财富。吃过苦的人，心理平衡，做事踏实，走路不崴脚，爬坡不踩空，就是爬不上去，也不会要死要活的。就这样，我的生意从鞋钉做到了汽车，从体制内做到了体制外。”

北大荒养人不留人

蒋耀新本来想到山西长治插队，结果正好兵团来招人，他就报名进了兵团。他到兵团后，最后被分到独立四团下的一个连，专门搞战备。老蒋继续跟我讲他的兵团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