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宝发没有找到“集体”。他给人蹬三轮，从通县拉铜版纸到王府井，那纸卷重600多斤，去70里，回来70里，每次挣九块一毛三。还有一次，货主让他拉古董，那是两个花瓶和几个缸，值好几千块钱。临走，货主叫住他叮嘱一句：当心点，别给碎了。樊宝发不敢骑着走，他推着车，一直走了三个小时，一路小心翼翼地护着车上的宝贝，嘴里不断吆喝着，劳驾，看车！这三个小时高度紧张的劳动只挣了三块七毛五。
干这活不能养家。樊宝发辞了工，买了一辆板车，开始卖菜了，他每天早上两点钟起床骑着车到北京南端的南苑批发一车菜，下午回来和母亲一起在家门口的街上摆摊。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他的菜摊前就围满了人。娘俩卖的菜特干净，秤又高，分量足足的，人也和气。樊宝发的名气一下子传开了，一车菜用不了俩小时就卖完了。干了两三年，樊宝发挣了两万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樊宝发俨然也是一个万元户了。可他还在期待着什么。
1989年秋天，一个街坊的孩子找到樊宝发，悄悄地问他，环卫局招人，招背粪的，去不去？去，当然去！樊宝发一阵兴奋。
头些年北京环卫局的背粪工大都雇的是外地临时工，惹了不少麻烦。到了1989年，最后一批老知青要回来，不好安置，环卫局提出愿意来背粪的就给老婆、孩子办户口。最后，劳动局选了14个人给了环卫局，6个人留在了背班。半年试工期，一天6块钱，先交500元钱押金。樊宝发、殷健康、蔡三中和另外三位老知青就这样当了背粪工。
每月有单位给开支心里踏实
三十多年前，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亲自走到背粪工人中间，背起了这100多斤重的粪桶，还让儿子也来背粪，也来体察一下背粪工人的甘苦。那张刘少奇主席和背粪工人握手的照片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一页。那时候的人仅仅有歧视背粪工人的念头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然而在今天的北京，人们经过他们身旁时，无不掩鼻而过。
——“为什么放着万元户不当，非要去背粪不可？”
——“我有单位，每天上班，下班，到月初就开支，心里踏实。”……
1985年春节的那个风雪之夜，一直铭刻在殷健康心底里，就冲这个，他说他要为政府好好干。“咱也是人，干这活看了也恶心。刚一开始老吐，现在也吐，吃一口东西全吐，早起不敢吃饭。也就是习惯成自然，五年了。”后来他终于有一次机会离开背粪班，队里调他去当木工，他去干了一礼拜，死活要回来。他觉得背班的人义气。
这个感觉蔡三中最强烈了。背班的六个人中他最瘦，两眼深凹，体重还不到100斤，身体也不好。都是老知青，班上的人能帮就帮他一把，别人的粪桶盛三杓，只给他装两杓。
蔡三中有一个聪明任性的女儿，自打爸爸干上了背粪工，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和面蒸馒头包饺子了。爸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让他赶紧洗手，洗了一遍又一遍。家里的馒头必须到粮店里去买，要不就自己到外面买点早点吃。粮店的馒头1块5一斤，对蔡家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不计较这事，孩子也不容易。”蔡三中说。
曾经有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叫“理解万岁”，在采访的时候我提起这个话题，他们给我讲了一堆故事，然后说：“无所谓！”
——“那次上港澳中心，化粪池堵了，我下到底下去抠，底下特窄，得弯着腰干，那些污水脏东西全顺着袖子进衣服里面去了。那底下有沼气，说把人撂那儿就撂那儿了。化粪池通了，还得把粪背上来，那池子在饭店地下室的最底层。那天我们晚上去的，直到早上8点多钟才出来，胳膊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可早上还得出车，要不出车费就没了，奖金也得扣。给这些大饭店干活最麻烦，收了他们的钱，就跟把我们卖了似的，怎么干也不满意，张口闭口就是我们给了钱呀。我们就不爱听这个，其实我们还是照样每个月拿工资。”
——“前些日子在外馆（斜街）干完活，人家给了250元，说100块钱你们自己留着，150交上去，发票只开150元。那不行，咱是工人，车是公家的，一分钱我们也不能要。”
——“你瞅见了没有，大街上尽有这样的人，指着我们教育孩子说，臭不臭，再不好好学习，赶明儿你也得背粪去。其实这都无所谓，我们也不朝心里去了。我们自个儿还挺看重自己的。”
那天在樊宝发家，看见一张集体的合影，是20多年前兵团的那个集体在今天又一次的集合。照片是一群四十多岁的人，都在笑着，笑得很灿烂，比之于他们下乡前那张照片上的严肃表情，仿佛这20多年他们没有受苦，而是每人捡到了一块金子。
樊宝发坐在这群人的最中间，他们非常自豪。“我自己觉得比较幸福。您甭说这工作不好，是工作就得有人干，我不干，别人不是也得干吗。有这行我就干，组织上把老婆孩子户口办回来了，我就踏踏实实给北京市干活！“
都以为他们挣得很多
跟背班的清洁车采访，他们对我提起上电视的事，说北京电视台拍了一个电视系列剧，叫《真情曲》，第一集就是拍的他们自己。让我播出的时候别忘了看。
蔡三中挨个给姐姐妹妹打电话，通知她们播出的时间。三姐埋怨他，说别再打电话了，都快臭遍北京城了。他不在乎，连街坊邻居都通知一遍。
殷健康家的那台黑白电视机被冷落了好些日子了，不让女儿看，怕影响功课。可是那天晚上例外。12月7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真情曲》第一集——“时传祥新传”，一家人早早地就守在电视机边上了。
那是他们自个儿演的电视剧，演的都是每天发生过的事。第一次看见自己出现在屏幕上，全家人都觉得新鲜还有些激动。殷家两个女儿是爸爸的骄傲，殷健康不想让孩子在人前抬不起头，从不在家提班上的事。女儿只知道爸爸是掏粪工人，却从没去仔细想过掏粪工意味着什么。看着看着女儿哭了，爸爸太不容易了。
他们听说电视台原打算找演员来演，后来说是钱给不起，只好还用生活中真实的人物自己来演。半个小时的片子，他们每人拿到了100元钱的报酬。
“人家说了，请演员简直不敢想，谁演啊。”殷健康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挺复杂的。
蔡三中在电视中的台词最多，戏也最多。人家问他：“哥们儿，干这活挣多少钱？”
“两千。”说的跟真的似的。
“台词这么写的，现在谁见谁骂我，队里的人气得都关电视了。其实平常我就这么说，两千。总还得壮壮门面吧，免得跟人家抬杠。我们那儿一工地都是农民工干活，那厕所根本就脏得没地儿下脚。我们去掏粪，人家问挣多少，我张口就是两千，人家不信，两千？给我五千我都不干。还有一次，一个换啤酒的问我挣多少钱，我问他背一桶给你20干不干？人家说给50也不干，四五百块钱就干这个，还北京人呢！”
电视剧播完了，环卫局宣传科的同志到区委走访，想听听反应。区里干部说：“瞎编的吧，这年头哪还有背粪工？”听说是真的，接着问：“就算有，那每月还不得挣两千？”
……
蔡三中的女儿16岁，在北京一所市属重点中学读初三。好多孩子交足了赞助费，找遍了关系才能进这所学校，自己的孩子完全是凭真本事考进来的，这是蔡三中最大的欣慰。
跟他一样，樊宝发、殷健康都有着令人自豪的女儿们。在吃了二十多年的苦之后，这些出生在北大荒的孩子们成了他们的希望所在，他们觉得苦没白吃。
樊宝发说，什么是强者？强者就是什么都能忍，在别人面前挺得直腰板！
他们忍受着，忍受着生活上的窘迫、工作中的重负和心灵上的委屈。因为他们虽然还背着时传祥的粪桶，而时传祥的时代氛围已不会再现。他们也许是粪桶最后的北京传人了。可他们挺直了腰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在26年前，他们就开始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分担灾难，分担忧愁，分担痛苦。这是一代人独有的活法儿。
他们还将这样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