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四团的位置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叫‘前线’，各地常有到珍宝岛地区的慰问团来看我们。他们来了不空手，总能给我们带些好吃的，所以总被我们盼着。我们的生活物资是二十团用尤特兹（轮式拖拉机）挂一个车斗运来的。我们吃的是白面、高粱米、玉米；但想吃大米，得用白面到朝鲜族的屯子里去换。伙食没有定量，吃的比部队上还好。当时，部队战士每天定量是一斤五两七，伙食标准是五毛八分钱。我们每月交十二块钱伙食费，有什么吃什么，管够！就是缺肉吃，一个月能吃上两三次肉。为了解馋，我们就打麻雀、乌鸦，用油炸了吃，反正油不缺。回家探亲时每人带十斤油，五十斤全国粮票。那时在天津，这样的人就是土豪了。“我在‘前线’时，有一次吃了四个馒头接着就打篮球，之后肚子疼，疼得满脸汗，吃止疼片，嘛用没有。连里给团里打电话，二十团的雷自新参谋长派了辆十轮大卡车把我拉到了*医院。医生一检查，是急性阑尾炎，院长亲自给我做了手术。那时，我身体特棒，手术完之后，我自己走回了病房。转天，我就觉得饿得不行了，吃了两碗大米饭外带一盘肉片炒洋葱。院长知道后说：胡闹！现在只能吃流食，然后赶快让两个医助扶我出去散步，直到我通了气才算完。‘患者放了屁，医生出口气’，就是这个道理。
“从医院回来后，我就扛杨木。那时不知道什么是调养什么是累。在兵团让人服气的是能干活儿的主儿，光嘴皮子好不行。我在兵团是表现好的，在八连入了团，在独立四团入了党。那年5月，连队从前线撤了下来，我被分到了二十团造纸厂当工人，我们盖起的房子被移交给了孙玉国的边防三团。我在二十团一直干到1979年返城。
那年返城时，我在红兴隆站上了回家的火车，环顾四周，不知何时再来，我眼泪哗的就下来了。我喜欢《北大荒人的歌》，‘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们同甘苦在一起；一起分享春光的爱抚，一起经受风雨的洗礼。你为我的命运焦虑，我为你的收获欢喜……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液’，这也是我对北大荒的感觉，我把最好的十年留在了那里，没有那些经历的人听不懂这首歌。北大荒养人不留人，知青有了机会还是要回家，但走得多远都想它。”
北京最后的粪桶
中国青年报 王伟群
这是北京仅存的几名背粪工人。他们是老知青，在北大荒生活了多年。回到故乡后，他们却背起了时传祥的粪桶。在靓女如云的橱窗里，在豪华亮丽的大饭店玻璃墙上，极不相称地反射着他们的影子。
跟着他们出车
早晨6时30分，我的闹钟响了，天还是黑的。7时15分出门，气象预报说今天最低温度零下8度。
东直门外斜街，沿东北方向往前，不多会儿就到了环卫局的清洁队。进大门，院里的地面上结了一层冰。清洁车喷着热气，整装待发。进门找背班，门口的人往后努努嘴，见一门挂企管组的牌子，进屋自我介绍完即有人伸过手来，说是背班班长，姓樊。他四十多岁的样子，穿一件破大衣，劳动布面的，像是有一段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