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无粮则不能战。要**军，就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后勤系统。

在朱德到来之前，各纵队、各旅甚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保障体系，都是进行独立核算。每个团都有自己的经济单位和店铺生意，而这也是抗战时期留下的老问题。

当时日寇进行扫荡，根据地被切割地十分零碎没法连成一片，物资补充极度困难，部队只能散开搞生产。我军在种地之余，也要发展一些油坊豆腐坊之类的生意。用以赚钱来补贴伙食等开销。归根结底，这是游击战争中的无奈之举。

但到了正规战时期，这种后勤形式就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了。武器装备、被服、物资都没法统一供应，后方勤务臃肿不堪，使部队难以轻便、灵活地作战。

于是朱德下达命令，所有军区和*军全部退出经济生产，建立专门的后勤机构统一管理，各单位军归军、民归民，同时给干部家属提供相应待遇，供应按标准发放；各部队的军械弹药也要归公，不许私自截留小金库。

为此，朱德成立了军区后勤部，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兼任后勤部长，军区副政委黄敬兼任政委，统一领导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供应、卫生、兵站、军工生产、交通运输、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

在朱德的改革之下，任何一支晋察冀军区的部队，都可以凭手续，从就近兵站领取给养和武器装备。

后勤得到简化之后，*军指挥机构更为精干，形成为适应打大歼灭战的有力拳头。与此同时，地方军的兵力也有所增加，晋察冀军区的总兵力已经达到23.8万人之多。

朱德所做的第三大举措，就是搬迁指挥所。晋察冀军区的总部长期都在阜平城南庄。但是朱德发现，阜平地区大多是山区，村庄小而分散，同外界联系不便。

当时之所以将指挥所设在阜平，是为了防止日寇的扫荡。但在解放战争之中，以阜平为指挥所就不合时宜了。

经过仔细勘察，朱德将目光标准了平山县的西柏坡。此地坐落在太行山东麓，此地交通便利，地势险要、四通八达，适合同各大解放区进行联系。

针对晋察冀军区的不利形势，朱德并没有接管指挥权，而是改变晋察冀军区指挥架构。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晋察冀军区之所以败给傅作义，其主要症结在于没能及时从游击战转向正规战，不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求。

而朱德所要做的，仅仅只是重新整军，让晋察冀*军重整旗鼓，在短时间内成为一支能打歼灭战和大兵团作战的正规部队。

朱德之所以能成为当仁不让的十大元帅之首，不仅仅在于他智谋百出、指挥若神，更在于他具有高屋建瓴的顶层思维。南昌起义之后，朱德正是依靠他的整军能力，为中国革命保留下一颗小小的火种，最终在井冈山和*会和，最终形成如今的燎原之势。朱德，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军队之父”。

晋察冀整军完毕之后，这支抗日强军的战斗力成几何式的飞跃。傅作义惊恐地发现，我军又一次成为了那支“”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部队。我军的机动性上来之后，被动挨打的，反而成了傅作义集团。

1947年6月12日，我军发动青沧战役，仅用三天时间，我军便攻克青县、沧县、永清三座县城，消灭三个保安总队；月底又攻克徐水、固城，吃掉十六军、九十四军各一个团。

此战之后，晋察冀解放区和华东解放区沟通了联系，造成对天津的威胁，并震动了北平、天津的傅作义集团。

晋察冀*军的反败为胜，让朱德颇为激动，他立即赋诗一首：

“国贼难逃千载骂，义师能奋万人心。沧州战罢归来晚，闲眺滹沱听暮砧。”

朱德到达晋察冀军区之后，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扭转了战局。他在给*、*和任弼时的信中写道：“晋察冀工作，这三月已有改变。现在*军已完全组成，所委人员已到职，人员补充正在进行……后勤已经组织好，支援前线已较前合理而有力，兵工大有进步。”

到了当年10月，我军发动清风店、石家庄战役，并一举攻克石家庄，成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与此同时，此战还将北京以南的国军一扫而空，傅作义被迫龟缩在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大城市，成了瓮中之鳖。此时的他，已经再也狂不起来。到了1949年，傅作义只好带领数十万大军投降。

反观我军，却越战越强，晋察冀全军上下顿时士气大振：张家口的失利算什么，我们有石家庄大捷！

粟裕曾高度评价朱德：“朱德元帅手把手教会了我们打仗。”虽然没有直接指挥任何一场战斗，朱德却依然是我军中最杰出的将领之一。能够缔造和指挥百万大军、让无数将帅服气敬礼的老帅，绝不是靠资历那么简单的，更因为他拥有力挽狂澜、成为军中支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