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馆阁体”？明清科举极重卷面，达到了“变态”的地步，要求考生的字具备“又黑又光又整”等特点，比较有名的馆阁体书家（明代称台阁体），如明代永乐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沈度，其楷书秀润华美、平正圆融，完美地诠释了古人“状如算子”的批评。我们来看看他的字：

看着是不是很“美”？嗯，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什么飞白、奇崛、高古、朴拙之类的修饰词完全用不上。就是这样的字，深受皇帝的喜爱。但再想想，一张张考卷，全是这样半死不活的字，那又是何等的可怕。但是，皇帝喜欢。可以说，馆阁体是专制集权体制下的产物，在这种体制下，统治者最不喜欢飞扬的个性，他们需要的是能够为皇族维护统治权的同一性。所以，到了清代，专制更进一步，即使是审美天资颇高的康熙雍正大帝，仍然不能丢弃馆阁体这种文化统治手段，这是一种极其可怕也极其奏效的手段——专制主义下的一切，在统治者眼中都异化了，都演变成了维护统治权的手段。

今天，我们觉得馆阁体很“美”，除了书法已经日益远离大众的生活、大部分人的字确实比较烂之外，还有印刷体的全面普及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取向。这种“状如算子”的美，虽然也美，却没有灵魂。更何况，在书法的审美中，美并不说明问题，这一点，我们曾详细阐释过：

傅山说：“宁丑勿媚。”很显然，傅山认为“丑”的反面是“媚”，也就是媚俗。他没有把丑与美放在一起去对比，这是有深意的。在书法审美中，“媚”可以说得清，但“美”是说不清的。什么样的字叫“美”？很难回答上来，但媚俗之书就容易分辨了。书艺君，公众号：书艺咀华金农“丑书”，一场对时风的反叛……

所以，“馆阁体”本指楷书而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泛化一下、将其作为一种书法风格，就会发现，在隶书中何尝不存在馆阁体呢？

清代有位书法名家，叫钱泳，名气颇大。他五岁能楷书，八九岁即工篆隶，少年天才，自幼受到很好的教育，是一位金石学家，与当时的名家成亲王永瑆、孙星衍、洪亮吉、章学诚、包世臣等交往甚深。他的笔记《履园丛话》至今是研习明清笔记必读作品。他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著有《书学》，至今仍是许多书法家创作常取的重要论书素材，如卢中南的小楷《录清人钱泳<书学>句》。我们来看看他的隶书：

上图左边钱泳的《重修鄞县儒学碑记》，右边是唐代梁昇卿的《御史台精舍碑》，二者风格简直如出一辙。关于唐隶，我们过去已有专章论述，可参见《没落的唐隶：这么好看，却为何不能学？》一文，其特点是注重华饰、结体平稳匀称，呈现出光亮甜熟之风。如果说御史台精舍碑还保留着汉碑之些许骨力的话，那么，可以说，“钱隶”在甜熟之路上更进一步，简直把汉碑中所有高古、厚重、朴拙等最有价值的东西统统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呆板与乏味。

钱泳作品

钱泳还有部隶书《问经堂帖》，通行于一时，摹临汉碑，却把汉隶馆阁化了，贻误后生，实在是罪过！不过，钱泳的隶书并不是直接取法唐隶，他作为一位有成就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不可能看不到唐隶的弊病。我们说，随着金石学的兴盛，清代迎来了隶书的再一次复兴，在隶书的成就上很伟大，几乎每个大家都有一种风格。其实，在钱泳之前的清代隶书大家中，已经有写这一路隶书的了，比如大名鼎鼎的桂馥。

桂馥，清代隶书名家，山东曲阜人，官知县，是个小学家。他的隶字，写得很方整，有些近朱彝尊，但比朱彝尊来得平实，来得雄厚。

桂馥隶书联

桂馥的字，虽属方整一路，逸气少一些，但仍旧吸收了大量的汉碑的气味，有汉隶的雄浑，庙堂气浓，大约是出于《华岳庙碑》《娄寿碑》这几种。他与钱泳相比，虽然都是方整一路，却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有的朋友会讲，桂馥与钱泳的隶书相比，有什么区别呢？怎么能分出高下呢？其实，艺术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两个人同学某一家，如果在度上把握不一样，即使是微妙的差别，表现出来的风格也会大相径庭。特别是当某一种书风为世人所广泛认可乃至推崇的时候，其跟风者、后学者就会在那种风格的基础上更推进一步，以至于走向极端，使原本好的东西逐步走向反面。方整一路的隶书就是如此，它的命运因大众的喜爱而一直延续，及至当代，便出现了刘炳森，刘隶将馆阁体隶书推向了极致……在这个问题上，学书者不可不察、不可不慎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