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博物馆。摄影/张展
1622年6月24日凌晨，900名荷兰士兵乘坐13艘战船只企图入侵澳门。当天可以参战的葡兵只有60名，再加上90名混血儿，战况甚为激烈。后来，包括大三巴学院的耶稣会士和黑奴也参加到战斗之中。正是凭那些相对简陋或尚未竣工的炮台及城墙等防卫设施，再加上幸运之神的眷顾，澳门葡人才以寡敌众，击退了荷兰人的进犯。因为战斗当天刚好是圣约翰日，葡人认为是圣约翰显灵保佑了这个城市，决定把6月14日定为澳门的城市日，直至澳门回归以前。
建城自保，成为了葡人修筑工事的充分理由。他们就是这样向中国当局解释的。至17世纪30年代，分为南北两段的澳门城墙建设基本完成，并一直维持到明清以后。澳门城墙的建成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是城市军事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备，澳门业已变身成为一个防守严密的海滨城市。而另一重意义，是城墙将葡人生活的范围与周边地区分割开来，标志着澳门再非散居之地，而是一个有着清晰轮廓，即东西各有海湾环抱、南北亦有城墙保护的完整城市。还记得那只吊挂着的“袜子”吗？北段城墙似是一条分界线，把袜子栏腰切开，于袜子下半部成为内城，而上半部城外仍是中华政权下的一片田野。
▲圣保禄大教堂遗址。摄影/张展
澳门城墙的出现，绝对是城市色彩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这些随着自然地势翻山跨岭的墙壁，似是两条飘逸的银灰彩带，紧扣着那些盘据在山岗顶端、与花岩石山丘融成一体的灰色炮台或白色教堂，把整个三面环水的半岛装扮得更加美丽动人。随着岁月的洗礼，盖在城墙表面上的厚石灰层已变得黑灰，甚至纷纷剥落，坦露出夹杂着陶碎瓦片、砖、石块的鲜明土黄色墙身，为澳门小城增添了几分时光流逝的沧桑。
从城墙推倒到20世纪
到了19世纪，特别是1849年，葡萄牙人推倒城墙将势力扩展到北方的外城之后，澳门开始从社区型城市向社会型城市发展。出于社会整体需要，东亚海岸上出现了首座灯塔──东望洋灯塔（公元1865年启用），而岗顶剧院（公元1872年建成前壁）、陆军俱乐部（公元1870年落成）、摩尔兵营（今港务局大楼，公元1874年建成）、仁伯爵医院（山顶医院，公元1872年竣工）等色彩丰富的公共建筑亦大量涌现，康公庙（公元1857年建成）、大三巴哪咤庙（公元1888年建成）、包公庙（公元1889年建成）等中国庙宇亦相继落成。同时，从葡萄牙其他海外殖民地传播而来的缤纷色彩审美风尚，也开始渗透进小城的建筑装饰之中，导致中世纪风格的欧洲纯朴情调逐渐消失。
▲东望洋灯塔，旁边的是圣母雪地殿教堂。摄影/李玉祥
另一方面，填海造地使澳门的原始海岸线发生了变化，在增添的土地中，亦出现了新的城市色彩景观。如内港沿岸出现了一列列拱门相连的二、三层楼房，及众多通向内河一带的梳形平行街巷，砖灰色的福隆新街是其中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
▲福隆新街。摄影/陈显耀
20世纪初，随着水泥时代的到来，钢筋混凝土建筑配合着现代城市规划及大规模填海向全市蔓延。以古典黄白色为主调的望德堂区建于古老的废墟之上，为老城区规划重建的第一次尝试，砖红色的红街市竣工使用、以灰色碎石及水泥作饰面的邮局及雄伟政府合署之落成，亦使澳门城市添增了令人难忘的色彩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