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圈湾纸为麻，中等程度的分丝和帚化。从其他相关证据判断，应该是较晚的产物

（6）甘肃悬泉置纸：1992年发现有20多张所谓“西汉纸”，其中4张有文字。2000年简报提及460余件麻纸，有文字残片10件，其中汉纸9件，专家用放大镜观察了16件样品。该遗址是从西汉到魏晋时期的一处垃圾堆积，由于年代跨度大，环境风沙扰动剧烈，堆积物松散而无规则，很难根据朝代做细致的地层划分。所以出土的纸状物特征也各不相同，主要为麻纤维的成分，还有麦草和蒲草，见有帘纹和布纹。外表直观纤维束较多，纸质粗糙，厚薄不匀。而有字的纸根据书法字体和遣词用字被定为西晋。

悬泉置出土的有字的纸，最初认为是“西汉纸”，后来根据字体和用辞习惯定为西晋

有字悬泉纸的显微照片，原料为麻，纸面细平，白度高。纸浆帚化程度高，不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产品

埋藏学分析

对于我国考古工作者来说，层位学是分辨时代的习见方法。因为老地层在下，新地层在上是一种规律性的堆积过程。尽管有时存在新地层打破老地层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可以从土质差异的比较来判断。然而应当注意避免简单、机械地套用这一方法。总的来说，层位学分析较适用于原生堆积遗址的年代分析。原生堆积是指人类将垃圾直接废弃在活动或居住面上经过长时间的堆积而形成了文化层。

但是，人类活动也存在一种次生废弃活动，即将垃圾清理后丢弃在生活区以外的地点。这种次生堆积是否会形成明显的时代层位韵律就很难说。因为，同一时代的垃圾并不一定定点废弃在同一个位置上，更不用说不同时代垃圾的堆积了。所以这种次生废弃物的堆积往往不会有明确的层位关系可言。

一件器物或有机物被掩埋到发现这段时间里可能会发生许多事情。在解释某项发现时，决定该文物自埋藏以来是否被扰动或改造，并尽可能重建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对考古学家来说尤其重要。发现物被掩埋而进入考古记录的研究被称为“形成过程分析”。一般而言，地下文物被发现是该文物自然和文化改造过程的最后阶段，需要了解它丢弃、保存、或者在埋藏过程中被破坏、扰动和改造的经过。只有通过对发现物及其相关背景的仔细分析，我们才能了解该发现物品原来的制作和使用功能。

美国考古学家迈克尔·希弗是最早提出形成过程研究的学者，他认为所有考古材料的研究必须从分析它们的基质、出处和共生状况开始。了解这些出土材料的埋藏背境和遗址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变化，涉及到这些材料生产、使用、废弃的生命史。分析形成过程使得我们对过去现象的推断能有更好的逻辑与科学基础，是考古学家对材料进行分析和解释的第一步。

迈克尔·希弗，美国考古学家，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行为考古学的奠基人和杰出倡导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1976年出版的《行为考古学》和1987年出版的《考古记录的形成过程》，主要涉及考古学对人类行为的探索和考古遗址的形成过程研究

从上面提及的几项重要的西汉纸发现来看，当时都没有考虑这些纸状物的埋藏背景和遗址形成过程，甚至根本就不在意形成过程对纸状物保存的影响、以及作为纸张功能和用途的逻辑推理。比如，“灞桥纸”的发现经过完全是墓葬被推土机破坏后的现场清理，谈不上科学的发掘和整理。据报道它与铜镜共出，是在数片残布下面找到的。还有人指出，“灞桥纸”在整理过程中麻絮状物被人用水弄湿、揭开，用镊子夹入两块玻璃中压成纸状物，所以受到了明显的改动，不是原始状态。

放马滩5号汉墓出土的“纸地图”，在棺椁无存、尸骨全无的情况下，居然保存完好是难以置信的。根据埋藏学原理，不同有机物在相同环境里会有不同的分解速率。以动物骨架为例，由于各部分骨骼的质地、密度不同，其分解和朽烂的速率也不同，软骨和纤细骨头分解最快。从放马滩5号墓的保存情况判断，外界朽蚀的营力相当强。纸的质地纤细，其耐蚀性显然远不及硬木制成的棺椁和人体骨骼。如果纸张是与尸体同时被埋入墓穴，从分解朽蚀的速率判断，纸的分解肯定要比棺木和人骨快得多。所以，即使在墓室内发现有纸，也可基本排除它与尸体从开始就共存的可能性，而上面的墨迹甚至是更晚画上去的。

悬泉置遗址是一处垃圾废物堆积区，显然为一处次生废弃的垃圾堆积。这个遗址在沿用四百年里仅留下一二米左右的沉积，平均每年堆积大概只有3-6毫米。有篇研究报告居然能在1.45-2.4米的堆积物中划分出6条水平层位，并能与8个皇帝和朝代相对应，令人生疑。在风沙营力如此剧烈的次生堆积中能判断“按时代堆积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人为主观的臆断而已。像这种垃圾堆积一个时期的废弃物不一定就水平覆盖在前一时期废弃物之上。加上干燥的气候和风沙的剧烈扰动，很难使这种堆积发生固结成层作用。从这种次生堆积的埋藏环境来看，对于这种外界营力改造剧烈的次生堆积，用层位关系来判别时代早晚需极为谨慎，而且用共生关系来推断纸张的年代非常危险，也十分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