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乐府诗《琵琶行》里脍炙人口的一句。
曾见有人对此感到疑惑：江州在唐代是“上州”那一等的，上州司马的品级为从五品下。按照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时的规定，文武一、二、三品官员穿着紫色常服【1】，四品穿着深绯色常服，五品穿着浅绯色常服，六品穿着深绿色常服，七品穿着浅绿色常服，八品穿着深青色常服，九品穿着浅青色常服。那么，江州司马白居易难道不该穿“绯衫”吗？
注1：常服，此处指唐代官员在日常公务活动等场合中所穿着的礼服（或者说制服），有别于当时在祭祀、仪式、一部分朝会等重大场合中所穿着的祭服、朝服、公服、袴褶服等大礼服。
这位仁兄的误解，源于他不清楚唐代官员的常服服色大体上是由其散官品级决定的。白居易创作《琵琶行》，乃是在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他这时的散官为将仕郎（从九品下），因此恰应穿着“青衫”。
另外，唐代在官员服饰制度上，还有“赐服”“借服”等来作为补充。
赐服，如“赐绯”“赐紫”。即在官员散官品级不达标的情况下，先行赐予绯服或紫服（针对宦官还有赐绿的），以示恩宠。
借服，如“借绯”“借紫”。则是在官员散官品级不达标，但其职事官或使职又已达到一定标准，与此同时却又没能得到赐服的情况下，可以在担任该职期间，穿着任该职者被特许穿着的服色（但卸任后“借服”即失效）。
例如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二月量移【2】忠州刺史，其后他便穿上了绯袍——所谓“假着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正是因任刺史而得以“借绯”。
注2：被贬谪的官员，遇上大赦等恩典之时，可以“量移近处”，也就是从较远的地方移至较近的地方做官。
而元和十五年（820年）的六月，白居易结束贬官生活，被召回长安。而此时卸任忠州刺史，回京担任司门员外郎的他，自然不能再穿绯袍，而是穿回了青袍（因为他这时的散官依旧是将仕郎）——正所谓“便留朱绂还铃阁，却着青袍侍玉除”了。
于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早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便已进士及第，贞元十九年（803年）得到第一个职事官“秘书省校书郎”的白居易，怎么在经过了十几年后，散官仍然还是初入仕时的那个从九品下的将仕郎呢？
这是由于随着唐代制度的发展、变化，对于文官而言，其相应的待遇（如俸禄）、特权（如门荫）等等，同散官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在逐渐弱化的。尤其到了安史之乱后，正六品上至从九品下的中低阶文散官，其所系之待遇、特权都已所剩无几，也就形不成差别了。【3】
注3：当然了，（散官官品）六、七品着绿，八、九品着青的差别，在代宗、德宗诸朝，大致上还是存在的。不过，到了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青色”作为官员常服服色，实际上则被废除了。
既然已无甚差别，那么文臣散官的逐级晋升亦就显得没有必要了。由是，新的制度便在安史之乱后渐次推行开来：
文官在入仕获得第一个散官（即“起家散官”）后，便不再逐级晋升，而只在档案上做累加。直至累加到朝议郎（正六品上）后，再一次性从起家散官【4】晋升至朝议郎。比如白居易，其就是在元和十五年（820年）十二月，由起家散官将仕郎直接晋升至朝议郎。又如朱巨川，其于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八月由起家散官儒林郎（正九品上）直接晋升至朝议郎。
注4：通过不同途径入仕做官的文臣，其起家散官也各不相同。进士出身，一般为从九品下的将仕郎；明经出身，一般为从九品上的文林郎。门荫出身者的起家散官则往往要高一些。最高的情况是一品官之子获荫，其起家散官直接为正七品上的朝请郎。
这样一来，不论对朝廷而言，抑或对官员而言，在程序和成本上都可以省却不少。【5】
注5：即便仅就官员本身来看，晋升散官也是要直接付出钱财成本的。因为唐代晋升散官，需要以现任散官的告身作为凭证。而想要获得散官告身，则是要交钱的。假使在中低阶时严格实行逐级晋升，可就得频繁交钱了……
于是中、晚唐时，长期停滞在起家散官的文臣，就遍地都是了。甚至还会出现下面这样的极端例子——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四月，时任翰林学士的陈夷行升任宰相后，其散官依然是从九品下的将仕郎（起家散官）。【6】
注6：
……翰林学士、将仕郎、守尚书工部侍郎、知制诰、兼太子侍读、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陈夷行……可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勋、赐如故。
——《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九·陈夷行平章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