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本来是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一项素养，是我们思考和说理的基础，如果逻辑有问题，无论掌握了多少事实，都会导出错误的结论。所以，是否有逻辑，逻辑性有多强，是衡量一个人心智水平的重要标准。

但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太多缺乏逻辑的“杠精”。逻辑是讲道理的基础，遇到不讲逻辑的人，再多的道理都说不清。“诉诸群众”、“诉诸权威”、“人身攻击”……这些都是不讲道理者常犯的错误。

殷海光在《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一书中，首先用一章的内容，告诉我们谬误有哪些。或者说，造成谬误的原因以及方式，有哪几种？

第一种，叫“诉诸群众”

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多数乃真理的标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太多了。

好比伽利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当时教廷的人就说，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以前的所有人都相信太阳绕地球转，所以伽利略的学说肯定是错的。当时一万个农民的科学知识也比不上一个伽利略。

如果大多数人就一定是对的话，那就很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往小了说，特别容易形成网络暴力，往大了说，就很容易发生诸如德国人屠*以色列人，土耳其人屠*亚美尼亚人那样的历史惨剧。

第二种，叫“诉诸权威”

在一个没有被启蒙的社会，权威特别奏效。权威当然不能没有，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只有一个权威，那可就糟糕了。

只有一个权威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低效而不讲理的社会。事事诉诸权威，凡事都以某个权威的言论为标准，就会变成权威的思想奴隶，变成他相信的那个权威的传声筒。这样的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对他盲目崇拜的那个权威，他也不能真正理解。

今天已经是“多元权威”的年代，所以千万别相信外行的“权威”说的话，听说一个人是权威，要问问是什么权威。面对权威，也要有自己的思考，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人。

第三种，叫“诉诸暴力”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诉诸暴力这招太厉害了。

如果没道理，有人可以用暴力建构出一个道理。古代的土匪流寇，最喜欢打一个旗号叫“替天行道”，有了这个护身符，*人就可以理直气壮了。

借助暴力巩固真理，在一定的时空内是管用的。二战的时候丘吉尔向斯大林提议一起去说服教皇参战，斯大林很鄙视地问：“教皇有多少军队？”习惯于诉诸暴力的人，已经无法理解文明的力量了。

第四种，叫“诉诸怜悯”

就是说，哎呀，某人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吧，但是他的心是好的呀。

现实社会中，有太多人通过“卖惨”博得同情，同时又做着完全与自己“人设”相反的事情。这样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诉诸怜悯”不是通过理性思辨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情绪渲染，甚至道德绑架把问题复杂化，这样的行为表面上“弘扬”了道德，事实上却对道德伤害最深。

第五种，叫“人身攻击”

“人身攻击”就是在道理上说不过对方，但还是有办法打倒对方，就是给对方泼脏水，说他私生活不检点等等。

受过逻辑训练的人会知道，一个人的言论和他的道德没有关系。反过来也一样的，不是说一个人在道德上多高尚，他说的话就对。其实古人也有这种智慧，叫“不以人废言，不以言举人”。

第六种，叫“以自我为中心”

不要和我辩论，反正我的就是对的，别人的就是错的。这个“我”可以扩大，比如只要是“我的民族”的就是对的，“我的国家”的就是对的。

法西斯主义盛行时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盛行时的日本，就是这样。

第七种，叫“过分简单”

世界是很复杂的，但人是很不耐烦的，你要是跟他讲复杂的道理，他不要听。所以，人天生倾向取信简单的道理。其实心智成熟的人都知道，真理是不易得的，很辛苦的。

获得真理很困难，但失去真理却很容易。而且除了辛苦以外，还要用正确的方法才能获得真理。

一个人的最大危险，就是拒绝思考，从而对身边的恶失去警惕；一个人的最大错误，就是在犯错的路上狂奔，却失去了刹车的能力。而逻辑，让一个人在思想上变得清晰，在感觉上变得敏锐，在行动上找到方向。

当诸多不讲道理的力量试图把人们“变傻”时，唯有真正的逻辑，才能让人们保持最基本的清醒，也摆脱日益被权威、愚昧与偏见支配的碎片化生活，走向真正的高层次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