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甘子为大戟科叶下珠属植物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 L.的成熟果实，主产于印度、尼泊尔及我国西南、东南等地[1]。余甘子始载于晋代《南方草木状》，作为传统中药材使用最早见于唐代《新修本草》，具有清热凉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等功效，主治风虚热气、血热血瘀及消化不良[2]。余甘子已被印度、伊朗及阿富汗等17个国家的传统医药体系所使用，在我国亦有18个少数民族使用。在藏医药中，余甘子具有“众药之王”之称，与诃子及毛诃子并称“三大果”，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1-3]。自1977年起，余甘子被列入各版《中国药典》，为我国首批“药食同源”品种之一[3]。

现代研究表明，余甘子富含酚酸、黄酮以及萜类成分，具有降血糖、抗动脉粥样硬化、抗氧化、抗炎及免疫调节等作用，药理活性的多样性和较好的安全性使其作为药食同源品种的开发备受关注[4-5]。余甘子的广泛应用，致使不同医药体系对其功能认识及使用方法存在差异，为进一步深入挖掘基于多民族临床经验的余甘子功效和潜在应用价值，本文通过古籍考证，对其释名、基原、用法及功效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此外，本文结合对余甘子功用考证的归纳与分析，对其现代研究和开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余甘子进一步的现代药用价值发掘和功能产品开发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在印度医药中，余甘子被视为“圣果”，是一味使用极其广泛的药材[6]。在我国，余甘子已有1800年的栽培历史，晋代植物志《南方草木状》[7]最早对其植物性状、产地、感官味觉及乌发作用进行了描述。唐代《新修本草》[8]及《千金翼方》[9]对余甘子的药用功效及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记载。随着历代各民族医家对余甘子临床使用经验的不断积累，对其功用的认识和记载趋于差异化和多样化。因此，本文首先基于本草古籍及现代专著的梳理与考证，主要从余甘子释名、基原及功效3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

晋代《南方草木状》[7]首载余甘子为音译“菴（同庵）摩勒”，也译作“庵摩洛迦”“阿末罗果”“阿摩勒”“阿没勒”等。由于余甘子在古印度的广泛使用，相关佛教文献中有大量关于余甘子的记载，而伴随古代中印的文化交流，尤其通过佛教的传播及作为三勒浆的主要药味之一的余甘子逐渐在中国各地区应用开来[10]。唐代《新修本草》[8]中载：“一名余甘”，可视为“余甘子”一名的最早来源。唐代《本草拾遗》[11]载：“人食其子先苦后甘故曰余甘”。

因此，后代本草中多沿用“菴摩勒”和余甘子，诸如《海药本草》[12]“摩勒”载：“摩勒果是也”，《本草图经》[13]载“摩勒”“余甘子也……初觉味苦，良久便甘，故以名也”；《证类本草》[14]载“庵摩勒”“一名余甘”；《本草衍义》[15]载“庵摩勒”“余甘子也”；《本草纲目》[16]载“庵摩勒”“余甘子、庵摩落迦果。其味初食苦涩，良久更甘，故曰余甘”；《本草品汇精要》[17]载“庵摩勒”“余甘子”。由此可见，历代本草以“庵摩勒（摩勒）”及“余甘子（余甘）”视为同物，且多认为“余甘”之名来源于其感官味觉先苦后甘之变化。

余甘子在不同时期、民族及国家所使用的别名总结归纳见表1。余甘子在我国民间即有10余种俗名，如滇橄榄、橄榄、喉甘子及望果等。在我国少数民族医药应用中，余甘子的名称多来自于少数民族语的音译名如居如热（藏族）、久如拉（蒙古族）、阿米刺（维吾尔族）等。余甘子在同一民族使用中也存在使用多种名称的情况，如维吾尔族中余甘子可高达8种别名。综上，余甘子在多民族医药体系中的广泛应用导致其名称众多，主要以各民族音译以及果实感官滋味方式命名，且存在同名异物及同物异名现象，使用时应加以甄别，以防误用。

晋代《南方草木状》[7]最早描述了余甘子植物具有“叶细似合昏”“花黄”“青黄果实似李”及“核圆作六七棱”的植物性状，与现今大戟科叶下珠属植物余甘子的性状较为相似。唐代《新修本草》[8]对余甘子叶、花、果实及核的植物性状描述与《南方草木状》基本一致。五代《海药本草》[12]仅描述余甘子果实性状：“大小如枳橘子状”。宋代《本草图经》[13]对余甘子植物整体性状描述更加详细：“木高一、二丈，枝条甚软。叶青细密；朝开暮敛如夜合，而叶微小，春生冬凋；三月有花，着条而生，如粟粒，微黄；随即结实作荚，每条三两子，至冬而熟，如李子状，青白色，连核作五、六瓣”。

首次指出了余甘子“木高一、二丈”“枝条软”“叶密、春生冬凋”“三月有花着条生”“花如栗粒”及“果冬熟”等特点，符合植物余甘子的性状。然而，《本草图经》此处所指“果实冬熟”与《中国植物志》[29]中“果期7～9月”具有较大偏差。有学者指出，余甘子花期和果期依类型和地区不同而具有较大差异，果实早熟种7月，晚熟种10月，二次开花者甚至可在2月成熟，但果实总体成熟集中在冬季[24,30]，故为《本草图经》所述“果实冬熟”提供了一定依据。宋代《证类本草》[14]承前人述，绘制了余甘子植物性状图，见图1-A。

明代《本草纲目》[16]载：“状如川楝子，味类橄榄”，并指出“橄榄形长尖，余甘形圆，稍有不同，叶形亦异，盖二物也”。然而，橄榄与余甘子的混淆由来已久。北魏《齐民要术》[31]载：“余甘大小如弹丸，视之理如定陶瓜，入口苦涩，咽之口中乃更甜美”，其对余甘子果实的形状和感官味觉进行了基本描述。而其在对“橄榄”的叙述中提及“东岳呼余甘柯榄同一果耳”，这表明至少在北魏时，已存在将余甘子和橄榄视为同物的现象。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17]所载余甘子植物性状与《本草图经》[13]相同。《本草汇言》[32]记载余甘子“与橄榄一物二种也，其功能主治与橄榄同。如解金石毒，合铁粉捣熟，染白须发转黑，又特异与橄榄也”，认为余甘子和橄榄为同一物的差异品种。《野菜博录》[33]载余甘子：“其树高大枝条甚软，叶青细蜜朝开暮合，花著条而生如粟粒大”，所绘余甘子图植物性状如图1-B，均符合今植物余甘子的性状特点。由此可知，余甘子和橄榄的植物性状和功用在明代已得到较明确的区分。清代《植物名实图考》[34]亦绘制了余甘子植物图（图1-C），对余甘子枝叶和果实的描绘与余甘子的性状特点吻合。

综上分析，历代本草中余甘子的基原植物有2种，植物余甘子始见于《南方草木状》，由于果实性状与味觉感官与橄榄的果实相似，一度发生混淆和混用，后至明清时期得到明确区分。在大部分本草记载中，结合植物性状明确以植物余甘子为主，各自所绘余甘子植物图与《中国传统道地药材图典》（图1-D）等现代专著[18,35]所绘基本一致，且基本符合现《中国植物志》[29]中：“叶线状长圆形，先端平截或钝圆，有尖头或微凹，基部浅心形，托叶三角形，雄花黄色，蒴果呈核果状，圆球形，绿白色或淡黄白色”的性状描述，由此确定余甘子药材基原为大戟科叶下珠属植物余甘子的果实。

此外，张宇等[36]研究发现刺苞省藤Calamus acanthospathus Griffith的果实在西藏墨脱作为余甘子的代用品。在维医中，可用2倍量的喀布尔诃子作为余甘子的代用品[28]。也有文献报道栀子常作为余甘子的代用品，且两者的粉末不易区分，容易混淆[37]。黄辉庆等[38]应用内转录间隔区2条形码有效鉴别余甘子及其混淆品基原植物，为余甘子鉴别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余甘子与类似品的易混淆现象由来已久，临床应用应注意加以区分。

余甘子在印度医药常被用于治疗口干、出血证、热证及丹毒等症，并具有生发及乌发等功效[6,10]。如《医理精华》[39]记载：“香附子、余甘子、陀得鸡花、止泻木树皮以及水线草”组成的复方可治疗出血症；“余甘子、诃梨勒、长胡椒及白花丹的四味药组”可治疗痰引起的热病；“余甘子、野葫芦及绿豆加上酥”构成的复方能够解丹毒；“白莲花、甘草、长胡椒、青莲花、旃檀和余甘子的汁液与酥油共煎”构成的复方灌鼻，主治白发等疾病。除此之外，余甘子也被用来沐浴，如佛教文献《瑜伽师地论略纂》卷五中描述了余甘子为末以胡麻香油和之可用于洗浴，《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一载：“复有薰香洗浴之物，浮砖澡豆芬馥馀甘，持用揩身并将涂发，能令发白更黑”[10]。

余甘子在我国作为药物使用初见于唐代《新修本草》[8]，而至明朝时期余甘子逐渐成为日常食用果类[6]。经本草考证整理余甘子功效见表2，主要用于治疗风虚热气、上气咳嗽，同时可以补益强气、乌发及解金石毒。在《普济方》[40]中记载到余甘子、复盆子、菟丝子、五味子及车前子构成的五子丸可“主通流五脏，润泽血脉，反老成少，补助元阳”，反映了余甘子补益之效。在一些含有毒性金石类药物的复方中，余甘子起减毒之效，如《太平圣惠方》[41]中的“三灵丹”。对于余甘子的解丹石毒之功，宋人认为“黄金得余甘则体柔，亦物类相感相伏也，故能解金石之毒云”[16]。中医典籍对于其乌发之用记载相对较少，有学者认为中医对余甘子生发乌发、解丹石毒之用大可能取之于古印度或佛教[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