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尼政治生涯的顶峰恰与文艺复兴盛期相契合，若将其置于文艺复兴整体的政治思想发展框架中加以审视，可以发现布鲁尼与之前的彼特拉克以及之后的马基雅维利构成了一个延续性的波峰，在他们的政治著作中都流淌着一种对古罗马共和国的怀旧之情，他们对共和传统的宣扬可谓一脉相通。

我们不妨通过回溯布鲁尼与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认识其市民人文主义思想的务实特征。

以彼特拉克为首的早期人文主义者拉开了复兴古典文化的序幕，李维、塔西佗、西塞罗等一批古典作家著作的相继面世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提供了重新审视当下政治格局的新维度。

在政治模式的运作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与古希腊城邦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就政治思想而言，在希腊文明的废墟上汲取养分的古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及其政治文化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更具借鉴意义。

稍加留意便能发现，古罗马学者的政治话语在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如影随形。

在复兴古典文化方面，彼特拉克可谓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其著作开创了崇古仿古之风气。

对西塞罗形象的定位是彼特拉克思考的前提，到底应该过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遁世的生活反映出他关于公民与城邦之间关系的探索。

由于彼特拉克对西塞罗抱有肯定与否定并存的矛盾心理，西格尔曾评判道：“作为一名演说家，彼特拉克热爱公共生活 (civitas) ，但作为一名哲学家，他更钟情于孤独求索 (soli-tude) 。”

有学者在描绘彼特拉克时写道：“这位著名的作家端坐于桌前，从尘世中悄然隐去，但他分明能够意识到不计其数的崇拜者投来了关注的目光。”彼特拉克激起了人文主义者对公民政治生活的普遍关注，布鲁尼的政治思想也不免受其影响。

对彼特拉克的崇敬之情在布鲁尼晚年著作《彼特拉克传》中溢于言表，但他同时毫不避讳地指出，就公民对于国家的责任感而言，彼特拉克的表现远落后于但丁，“但丁投入到积极的市民生活中去发挥的价值远胜于彼特拉克，但丁为了祖国加入军队冲锋陷阵，并且在共和国政府内担任职务。

而在彼特拉克身上根本找不到这种公民责任心，连他的住所都远离了这座拥有市民政府的自由城邦”。

15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现实使得思想家迫切需要一种思想与精神上的依托，布鲁尼在继承彼特拉克早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又有着时代赋予的新特征。

可以说布鲁尼式市民人文主义是从早期人文主义传统中逐渐发展而成的创新，它既不同于文艺复兴初期的佛罗伦萨行会共和主义 (guild　republican-ism) ，也与近代早期的王权至上思想保持了审慎的距离。

布鲁尼及其后继者帮助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认识到政体的性质，国家不再是神学秩序下的封闭群体，而是在具有德性的贵族阶级统治下的世俗共同体。

布鲁尼对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种种思考恰好勾勒出近代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诸多本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