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诗歌的生命起点。它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诗歌305首（另有6篇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不包括在内）。《诗经》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了诗歌。本文的内容主要介绍《诗经》的起源及各历史时期的教本，分为四个部分，一为《诗经》的起源时间，二为《诗经》的作者，三为《诗经》的集书背景，四为《诗经》在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的教本、注疏。

本文中，为加以区分理解，汉以前，称“诗三百“为《诗》，其他情形采用今称《诗经》。

《诗经》作品产生的年代，一说为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即为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间的五百多年时期内，此说以《周颂》为《诗经》中最早成书篇章。另说是起源于商朝，这主要是围绕《商颂》的创作时间来进行考证的。前一说以为《商颂》作于春秋时期的宋国，是为“宋诗”说；后一说主张《商颂》作于商朝，是为“商诗”说。当下，“商诗”说较“宋诗”说更为流行。

关于《诗经》的作者，古代学者作了许多考证，探寻出多篇作品的作者姓名。这些成果，有的被大家所公认，有的却不那么让人信服。因《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为民歌，是经过长期流传，不断加工而成的，作者虽有个人，但大多时群体，他们的名字是不会流传下来的。即使那些文人、官吏或贵族的作品，有的在诗中也说明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凶”、《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作者的名字“家父”、“寺人”、“吉甫”我们知道了，但他们的身份、生平却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能确知作者的只有《鄘风·载驰》等极少数篇章。我们在阅读这些诗作时，如能分析出作品大约出于哪个阶层、哪个时代就可以增进对其内容的了解。

这些流传前后约五百年的诗歌，又产生在如此广阔的地区，是如何收集和编辑起来的呢？对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一是采诗说，一是献诗说。据说“采诗”是上古时代的一种制度，到周代还有采诗官，他们称“行人”、“遒人”或“轩车使者”，专门负责到民间采集民歌民谣，然后上报朝廷，目的是便于朝廷了解民情，以便查看朝政的正误得失。《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杜预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何休在《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解释“采诗”制度为“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些诗在采集来之后，献给天子之前，都经过了大师加工。献诗说在《国语·周语》中又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目的也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这些选择来的诗经过多代大师筛选整理，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编定成书，成为一个时期的诗歌汇集。

《诗》的编辑成集，一方面大师在将诗收集起来以后，作为文献资料汇集，另一方面，是为了《诗》的教学。《诗》的教学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大师教瞽矇（乐官，多为盲人）和大司乐（礼乐机构最高官职）教国子。大师是施教者，瞽矇是受教者，学习内容是如何歌诗、诵诗、演奏诗，即学习诗的演奏和吟唱技巧。《诗》的另一种教学类型主要是作为王室和贵族子弟学习课程，和《书》、《礼》、《乐》共同成为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还有“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以此来看，诗的编定工作是由孔子完成的。对此，古人就提出怀疑。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礼，鲁国乐师为他演奏了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乐歌，其编排顺序与流传至今的《诗经》大体相同，而那年孔子才八岁，不可能删诗。但据清华简中《周公之琴舞》所载内容与传世本《诗经·周颂·敬之》内容对比发现，前者是繁本，后者是删节本。这一现象表明，传世本《诗经》确实对原始诗作过删节，但是这不能说明孔子删诗。另外，《论语·子罕》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看来孔子曾为三百篇做过正乐，即纠正曲调错误的工作，这也说明孔子之前《诗》就有配乐，只是原配的音乐散乱了，孔子加以整理。总之，《诗》是经过很多很多人长时间的收集整理加工而成书的，非一人一时之功。

《诗》到汉代被尊为“经”以后，传习的人就多了起来，相传有鲁、齐、韩、毛四家。《鲁诗》出于鲁人申公，他是汉文帝博士。《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他是汉景帝博士。《韩诗》出于燕人韩婴，他也是汉文帝博士。《毛诗》出于毛亨和毛苌，毛亨曾为河间献王博士。鲁、齐、韩三家传“今文经”，即用汉初通行的隶书写的《诗经》。《毛诗》传“古文经”，即用先秦使用的籀（音同宙）文。因各家依据的本子在文字上存在差异，所以对诗义的解释也有许多不同。

东汉以后，《毛诗》盛行，鲁、齐、韩三家诗逐渐衰亡，后来其书也亡佚了。现在留存的三家说都是清代学者从各种典籍中钩辑出来的，如魏源的《诗古微》、王先谦的《诗三百家义疏》等。

《毛诗》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很多学者为其作注，最有名的是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作的“笺”。到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将唐以前关于《毛诗》的各家学说汇集到一起，成了《毛诗》的集大成之作。至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作《诗集传》，成为后来士子考取功名的必读之作。及至清代，由于校勘、考据、音韵、训诂学的盛行，解经的著作烟海波起，学术成就也很高。清代关于《诗经》的著作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解说突破了经学藩篱，又不拘泥于三家之说，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就很有特色，他主张“循文按义以求诗的主旨”，注意到《诗经》的文学意义，解说文字词采斐然，诗值得一读的佳作。王先谦的《诗三百家义疏》辑三家遗说最为完备，是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到了近代，有林光义的《诗经通解》、吴凯生的《诗义会通》、闻一多的《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等，对《诗经》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烦琐考证和穿凿附会的旧说，提出不少新的见解。

好啦，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应该是写下《诗经》中关于风雅颂的分类问题，感兴趣的可以点个关注。

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