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一词，最初是用来形容大臣，是最高级别的大臣，也就是当今的首相，而在过去，大臣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同的，有的人被称为丞相，有的人会被称为仆射、中书令、尚书令、内阁大臣、内阁首辅、军机大臣等等。

在明、清以前，宰相的职位很高，可以建立自己的官职，具有很高的独立性，也有自己的一系列的管理团队，但是到了明朝，大臣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经常会成为帝王的附属品。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君主权力被不断压缩，皇权不断提升的一个整体进程，而“宰相”这个职位，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仅次于皇上的权力最高者，所以，在家族中，男人又被称作“相公”，这也是古代女人“以夫为纲”的道德表现，一声“相公”，就能让女人千娇百媚，哭的天翻地覆，让“官人”很喜欢。

在家族以外，还有一些地方官员，也可以称为“相公”，例如，《水浒传》中就有“经略相公”，宋朝时，一般是指掌管边关军事事务的高阶将军。

就算不是将军，也可以叫他一声夫君，哪怕不是将军，也可以叫他一声夫君，因为皇帝陛下的大臣，都会被册封为“公”，只有这样，他才能被称为“夫君”。

在百姓中，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谁，你只要开心，你就是我的夫君，其实你也曾经是潘金莲的夫君。

无论是在家里，在社交上，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好称呼，可是，到了明朝，这个“相公”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称呼。

明朝的时候，昆剧是各种文艺作品的精华，高雅得文人墨客难以自拔。而在公共场合，明星是不允许化妆的，必须要穿着女扮男装，这是中国戏曲的母亲，但后来，京剧等其他剧种，基本上都是按照传统，没有女主角，而是由年轻貌美的男人担任，这些花旦，不管“花”是什么，都是男人，在“粉丝”里，文人墨客才是主力，他们有钱，也有时间，最重要的是，他们喜欢“同性相吸”。

对于中国来说，“龙阳癖”是一个十分久远的主题，“半男半女”的“丑角”在台上、在人生中的一颦一笑，都要胜过“真女人”，为明清时期的众多“龙阳君”们创造了极佳的气氛和温床，比如《金瓶梅》和《红楼梦》，西门庆，贾宝玉，薛蟠，秦钟等等，都是男性化的。

柳湘莲出身名门，又擅长唱歌，被薛蟠误以为是个名角，想要跟“柳郎”做些什么，结果被小柳险些*了，柳湘莲倒也不是很讨厌“男人”，而是呆霸王的做法实在是让她觉得丢脸，反而让她觉得很恶心，于是给了呆霸王一个下马威，柳湘莲被骂得狗血淋头，倒不是说他是“花旦”，而是他对呆霸王的所作所为很生气。

有这种“雅好”的文人墨客，可以花钱请一个艺人，留在家中，成为妾，而“花旦”，则可以全心全意地给男子当侍妾，或者是兼|职，随时可以离开。

有些人干脆就成了“妓女”，有些长得和柳湘莲一样漂亮的，甚至连歌舞升平都不是，只会干这一行，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之下，到了清朝，那些为了龙阳而享乐的年轻人，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北京八条街的青楼。

《清稗类钞》中说，京城青楼最流行的是“男妓”，而不是妓女，那时，与妓女“抢食”的男人被称作“像姑”，也就是长得像少女的英俊男人，因为“像姑”，所以叫她“相公”，总要叫她“相公”，总要比“像姑”好得多。

到了这个时候，“花旦”、“富二代”、“男妾”“和”“服务行业”的“花旦”，都可以被“尊称”为“夫君”。

对此，龚炜在其《巢林笔谈》中颇有感触，认为文人之所以被称为夫君，是因为世人都希望他们能成为中流砥柱，甚至是一国之主，江浙地区，因为他们都是“台柱子”，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有趣，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关系，被世人嘲笑。

戏谑是戏谑，但风靡是一回事，但在清末，丈夫“另类”的历史演变得越来越激烈，以致文人墨客都不愿意再用这种词了，还把自己当成了夫君。

这种说不出的别扭和不满，很显然，这种“另类”的崛起，已经成为了“主流”，而“另类”的地位，却和“小姐”这个称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