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式微，天下进入大争之世，各诸侯国为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纷纷招揽贤才，以变法图强。法家在乱世中逐渐脱颖而出，诞生出许多杰出人物，他们执宰各国，施展才华与抱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春秋战国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诞生了太多伟大的人物，他们有不同的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构成了诸子论道，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实，不仅是百家有争鸣，就连法家内部，也有争鸣。

法家有三派，“势”、“术”、“法”，其中，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而他们不同的思想理论，也使得同属一派的三人，却走出完全不同的道路。

慎到：从道家走出来的法家

慎到是战国时期一位很特殊的大家，他曾是道家人物，专攻“黄老之术”，之后却改弦易张，成为法家“势”派的创始人。道、法两家的双重身份，也使得慎到的法家思想极具哲学性。

慎到重“势”，他认为，国家一定要重视法律，君主一定要掌控权势。慎到曾有一个鲜活的比喻，他说君主好像飞龙，权势好像云雾，有了云雾，飞龙才能飞得高，没有云雾，飞龙则与地上的蚯蚓无异了。有了权势，就算君主像夏桀那样残暴无道，人们也不敢违抗法令，没有权势，君主就算是像尧舜那样贤德，百姓也不会听从命令。

很显然，慎到的理论针对的就是儒家的“德治”，他认为，儒家主张的“德治”根本就不是治国之道，国君没有权势，却一味推行仁政，只能使法律得不到贯彻和执行，这样，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当然，慎到的“势”，不是指君王要掌控一切，事事亲为，相反，他认为君主想要真正的掌控权势，就不要事必躬亲，这样君主不仅会精疲力竭，大臣们也会不积极做事，一旦有了什么过失，大臣们还会将过错推到君主身上。慎到主张“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主要确立法度，总揽大局，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做事情。

慎到的理论主要是驭人之术，但他并没有将人民放在很低的位置，截然相反的是，慎到主张“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这与孟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孟子认为德治是得民心的途径，而慎到则认为法治才是“一人心”的唯一途径。

本来，慎到“势”中的驭人之术对于君主有很强的吸引力，可是慎到却又主张“立公去私”。这里的“公”是一种高于君主利益的概念，它服务于君权，却又限制着君权。这样一来，慎到的“势”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统治工具，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治国理念。只可惜，慎到一生当中，大多只能在稷下学宫中讲学，他的理论很少得到实践。而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大多数君主都继承了慎到的“势”，但他们掌握的，是帝王心术，是统治之道，而非慎到完整的治国理念。

申不害：成也重“术”，败也重“术”

与慎到相比，申不害要务实很多，在法家三派当中，他的“术”，也是最容易见效的。这种务实，应该与申不害的人生经历有关。相韩以前，申不害只是一位郑国小吏，公元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遂成为韩人，成为一位“贱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