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典悲剧中存在着一种“大团圆”倾向：矛盾冲突总难以发展到美的毁灭程度，最终结局必定是真善美的胜利，假恶丑的被惩。

《西厢记》长亭送别之后，还有最后一本“有情人终成眷属”；《长生殿》马嵬坡死刑之后，还要有梦境中的月宫相会；即使《窦娥冤》这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悲剧，在临刑三桩“无头愿”得以实现之后，也还需窦娥冤魂出场，使冤案彻底昭雪；甚至《红楼梦》的续作者高鹗也免不了要以贾兰高中，宝玉披了大红披风来拜他父亲，最终又落入大团圆的俗套。

鲁迅先生在他的许多杂文中，对大团圆式的悲剧结局进行了中肯分析。

他认为我国传统艺术观中缺乏悲剧观念，不喜欢睁着眼睛正视现实，而喜欢“瞒与骗”的艺术，喜欢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即团圆主义。

不敢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采用的是掩盖，粉饰态度，因此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失去了悲剧的基础，瓦解了悲剧美。

他认为团圆主义是我国封建文学中的一大消极传统，乃是怯弱、巧滑、自欺欺人，不敢正视现实等国民性弱点在艺术观上的反映。近年来，不少人从“中和之美”出发来分析我国古典悲剧，作了有益的探索。

认为“大团圆”所表现的悲喜交集，苦乐相错，乐观主义的审美追求，来源于“尚中”观念，正是中国悲剧不同于古希腊一悲到底的悲剧之处，是我国古典悲剧独特的悲剧美。这种看法当然有其合理一面，但我们认为还很不全面。

“大团圆”从它所表现的价值观念到它所达到的审美境界，从历代作家的创作追求，到古今读者的审美评判，都表现为一种特定的民族审美(悲)心理定势：其一，这种审美心理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密切联系，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尤其与儒家文艺观的控制、驾驭、儒家“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和中和之美有关；儒、道，释三教汇流，道释两教的消极“出世观念”，佛家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思想都深深在这种审美心理上打上烙印。

其二，汉民族的宗法制度，产生于“亚细亚”方式的整体观念，民族性格(鲁迅所说的国民性)的形成以及对审美心理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