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道德主要是为了维系封建等级秩序的“和谐”，要求在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结构里，每个人不能有越位过分的念头和举动，必須克制、忍让，这便形成了民族保守、内向、克制的心理性格。

这种“伦理至上”“尽善尽美”的审美观制约下的传统文学所展示的天地，限于政教伦理，主题意向不是“美”便是“刺”，小说戏剧每每表现的也只是善与恶的道德力量冲突，这就使得古典悲剧主题单一，人物形象趋于脸谱化，类型化，情节结构程式化，悲剧结构团圆化，说教的成分很浓。

这些特点都是与过分地追求于道德说教分不开的。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封建道统的中庸哲学，反映在审美观念上就是强调“和谐”，强调中和之美，也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意思。

表现在悲剧理论上，就是《录鬼薄》中说的“和顺和中”，也就是悲剧的悲与喜要中和，逆境与顺境要中和，不能太过，不能使悲喜情感过于外溢，悲剧气氛过于令人悲伤。

表现在悲剧结局上，就是“大团圆”式的结局。这种结局当然冲淡和抑止了由死亡或不幸造成的恐怖、凄惨、悲伤，达到了“哀而不伤”式的中和效果。

从形态上讲团圆主义可分两种形式：一种是象征性的“团圆”，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双飞鸟”、“连理枝”，《梁祝》中的“彩蝶双飞”，《窦娥冤》中的鬼魂昭雪，《精忠旗》的满门旌表。

在这种团圆中，惩恶扬善的愿望是用幻想的方式来满足的，这种幻想方式又正说明是现实生活所不能实现的。

第二种是事实上的“大团圆”，如，《西厢记》中的“有情人皆成眷属”，《琵琶记》之类的悲剧，这类悲原已不再是用幻想的方式使之在梦中，或借助鬼神力量促成的团圆而是一种悲剧了。

中国与西方悲剧中共同有喜剧成分，有丑角插科打诨的场面，这不足为怪。衡量一出悲剧，主要应从悲剧主人公，悲剧实体的结局是否“美的毁灭”来考察。悲剧审美活动中，在理性上获得真理也是一种快感。

《红楼梦》的成功，就在于它打破了虚假的团圆主义，“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悲剧的基础是真实，脱离现实的，人为的粉饰，——“大团圆”对于人们认识悲剧的严肃主题，正视造成悲剧的现实环境是完全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