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和壁画中的佛经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通俗文学的渊源所在。佛教宣传忍受痛苦，自我牺牲、悲苦冤屈也不要愤怒反抗，以换取屡世苦修成佛。

这类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因缘故事象鸦片一样，在一定时期被广大人民所吸食，同时又经常成为人民大众对现实生活苦难的抗议，成为精神安慰的良方和避风港。

这种因果寄托于轮回，把合理委之于“来生”或“天国”的思维方法，正好绐“大团圆”赋予一个美妙的外壳。“大团圆”式审美心理的发展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细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一点。

屈原的《离*》所表现的就是作者人生及理想的悲剧，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充满想象和情感的世界，主人翁是一位执着、顽强、艾怨、愤世嫉俗、不容于时的真理求追者，这与黑暗的政治现实生活产生尖锐的矛盾冲突，《离*》悲剧结局并不是以“悲”的残酷形式来抵达悲剧效果而是通过作者理想的破灭之后对历史人生的思考来表现感情的升华。

其中的悲也不是那种凄惨哀怨的阴柔之悲，而是一种悲壮的呼喊，呈现出一种浩大气势和祟高风范的悲。

东汉末年，儒学独尊地位一度松动，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严格意义的长篇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方得以脱颖而出。

“刘焦”爱情与礼教的冲突之中，一个“举身赴青池”一个“自挂东南枝”，以美的毁灭形式完成了爱情悲剧.虽然结局有“双飞鸟”“连理枝”象征性的团圆，但仍不失为一杰出的悲剧。

元杂剧中象征性团圆式的剧作逐渐增多，到明代的传奇几乎可以说象征性的团圆被事实上的大团圆结局所替代。这标志着“大团圆”这种历史积淀的民族审美心理日趋凝固了。

我国六朝以后，直至唐宋元明清又出现并发展起了一个通俗文学的传统。它们以志怪、传奇、变文、宝卷、通俗演义、世辉小说、杂剧、南戏等形式为主体，介乎于高雅的诗文与民间文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