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编辑概念，对建设编辑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借此才可确定本学科的对象、范围；然后在这对象、范围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理论范畴和内容体系。我在《怎样理解编辑的概念》中说，编辑概念的混乱可能造成“一笔糊涂账”。这首先就是对象、范围方面的“糊涂账”，然后就是理论范畴和内容体系方面的“糊涂账”。认为讨论编辑概念是无谓的“概念之争”，正是出于“糊涂”。因为，一旦编辑概念具体化，比如把“收集材料、整理成书”这个编辑概念具体化，就是认定孔子、司马迁是编辑家，认定删诗、作《春秋》和创作《史记》是编辑活动，这样就立刻成为学科的对象和范围方面的问题。换句话说，编辑概念问题，不可能不成为学科的对象、范围问题。8年前研究编辑概念时，编辑学界都认定孔子和司马迁是编辑家，我从学科的对象、范围角度很容易看出其中毛病。其一，编辑学的对象、范围不在出版业或传播业之内，而在其外，岂不违反常理？其二，历史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等皆不认为孔子、司马迁是编辑，相反认为是作者。经学史家周予同认为六经是孔子的“著作”；《史记》是司马迁的著作，在学术界从来无人怀疑。把公认的著作家和著作活动拉过来作为编辑学的对象，岂不“糊涂”？后来，见批评我的人提出，像《史记》那样由收集材料、整理加工而成的“书”不可称“著作”，察其原因，却是因为不知“著作”有广义概念这个汉语常识，此属“糊涂”之最。如此情况，看来是学术上缺乏准备而又急于求成所犯的幼稚病。所以，与编辑概念的混乱同时出现的一件事，就是学科的对象和范围被搞乱了。就像东汉末年的刘备没有地盘而想割据称雄那样，编辑学没有找准自己的对象、范围，学科建设怎能不受损害?这是十分可惜的事。

就书刊编辑学而言，我认为其学科对象，简单说就是出版业中编辑的专业活动，其学科范围据此去划定。再具体地看，我认为可以分为编辑活动过程和编辑活动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两部分。编辑活动过程包括从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到编后的一系列工作。编辑活动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主要有三：一是编辑与印刷、发行的关系，此为出版业内部的关系；二是编辑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此为编辑从事专业活动与社会直接形成的特殊重要关系；三是编辑与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的关系，此为编辑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三方面社会关系，既制约或规定编辑活动的内容和方式等，又为编辑活动创造业绩提供广阔的舞台。学科对象包括编辑活动过程，还包括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因此，王华良曾将我这一再说明的观点，概述为学科对象中的“关系说”。我以为注意其社会关系，便于跳出以往研究工艺过程的老套路，去作更深一点的理论概括。

关于研究方法，1987年曾撰专文。我主张不对编辑活动作孤立的和静止的考察，而是从其赖以存在的诸社会关系中去考察；又认为编辑活动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换句话说是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方法论，其实就是唯物辩证法。它与我在学科对象中提出的“关系说”是一致的，这便形成学科中的方法论与对象论的统一，比如，据此去研究编辑的历史，首先需在对象、范围方面划定为历史上出版业中的编辑活动。再从历史过程中看，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出现和改进，文化教育的不断普及，为出版业也为其中编辑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社会条件；编辑在出版业中与印刷、发行的分工是从不明确逐渐走向明确的；编辑活动的内容最初以翻刻古籍和出版选集、总集、别集、类书为多，选题范围由经部、史部逐渐向子部、向科技、向小说戏曲方面拓展；编辑的作者最初以前代名家为多，同代作者比重的增加相当缓慢；编辑的出版质量观念素受重视，经营观念逐步加强，版权观念十分薄弱；官僚、宗教家、藏书家和士大夫是最早的出版者兼编辑者，又是最重要的读者；读者的范围，由几个大城市逐渐扩展到民间；出版业以及其中的编辑活动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对统一国家的巩固、对中华文明在周边国家的传布等，皆起过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如此等等。这样去研究，是把学科的对象、范围、方法三者统一起来，从而使编辑学的内容丰富生动，别开生面；它与文献学、编纂学、图书馆学、历史学等有交叉现象，而无重复雷同之弊。这成为我对自己研究工作提出的要求。

上面所说的唯物辩证法是作为哲学方法，即思维的基本出发点的；在此基础上，研究时尚需结合一些具体方法。例如，有位先生评我为“传播学派”，就是根据拙作中传播学方法应用较多。此外，我对社会学、文化学的方法同样是重视的；版本学、目录学等方法偶有袭用。

【节选自《沧海十年不是梦，风斜雨茫总惆怅——<编辑学论稿>再版后记》，《编辑学刊》1995年第3期。】

责任编辑：朱田子

作者简介About the Author

刘光裕（1936- ），江苏武进人。中国著名编辑学家，编纂中国出版通史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70年，借调至山东省革委写作组。1973年，全国十家直属中央的综合大学学报奉命复刊，山东大学《文史哲》为其中之一。刘光裕回到山东大学，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主任（主任空缺），全权负责复刊事宜。1975年初，重回山东省革委写作组。1978年，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山东大学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文史哲》发行量在1982和1983年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1984年冬，辞去学校行政职务，回中文系教书，绝意仕途，埋头读书。1996年退休。著有《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编辑学理论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齐鲁书社，2021年）等学术著作，另有文艺学、哲学、经学、史学、文字学等方面论文数十万字，其中数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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