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之下，白居易的诗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变化：

首先，内容的变化。

长庆二年以后，他的诗歌中少有反映时事，题材大都集中在山水、友人思念等感伤、闲情之作。

虽然，他因病被免苏州刺史，但并不感伤自己的遭遇，反倒诉说自己的“知足”：

“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

——《白居易集》之《序洛诗》

除此，他更是屡屡以作品抒发其对所处时代以及自身的满足：

“我今对鳞羽，取乐成谣咏。

得所仍得时，吾生一何幸！”　

——《春日闲居三首》之二

“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

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

如我优幸身，人中十有七。

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　

——《狂言示诸侄》

其实，这些诗在后人眼中，少了“豪迈”沦为了“庸俗”，除此，他还有不少“乏味”的创作。

“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消。”

——《闲眠》

甚至于，他还公然支持庸人哲学：

“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

——《读道德经》

由于，这的些大量类似“庸俗”之作，他也被人批评晚年堕落，只顾自身生活安逸，惘视当时社会现状。当然，也有人认为，他只是用诗歌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些不过是其生活和心态的自然描绘罢了。

但写诗的目的，终究是其心态的一种文字表象。

他的政治立场是“中立”，作品自然会远离“政治”，若是抒发不满，就等于是一种指责。

既然选择远离，那作品必然会“庸俗”了。

但这种“知足”，何尝不是一种“不满”的“变体”？

张安祖先生曾分析过，他是以表面上的“乐”来粉饰自己内心的“忧虑”。他不愿意和这些“势力”“共事”，虽以隐居方式来“逃避”现实，但心中的“理想”却是无法“疏解”，只得依靠自身力量，尝试用“俗人”的心态去看这个世界，用“知足”的认识让自己“平庸”。

可是，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白居易转而寻求精神的慰藉，如：参禅、学道和饮酒。就如《对酒闲吟，赠同老者》所说：

人生七十稀，我年幸过之。

远行将尽路，春梦欲觉时。

家事口不问，世名心不思。

老既不足叹，病亦不能治。

扶持仰婢仆，将养信妻儿。

饥饱进退食，寒暄加减衣。

声妓放郑卫，裘马脱轻肥。

百事尽除去，尚馀酒与诗。

兴来吟一篇，吟罢酒一卮。

不独适情性，兼用扶衰羸。

云液洒六腑，阳和生四肢。

于中我自乐，此外吾不知。

寄问同老者，舍此将安归。

莫学蓬心叟，胸中残是非。

其次，艺术形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中鲜有七言古体诗。这种诗体，主要用来叙事以及抒发豪迈情感。只是，那时的他，深受党争的影响，拒绝议论政事，情感很是平静。所以，很少创作七言古诗。而是创作了大量、篇幅短小的近体诗绝句。

除此之外，面对朝中“甘露事变”这样的重大“政事”，他依旧平静，所写的《感事》，便是五言古诗。

服气崔常侍，烧丹郑舍人。

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尘。

每遇凄凉事，还思潦倒身。

唯知趁杯酒，不解炼金银。

睡适三尸性，慵安五藏神。

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

正如：“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由此可见，他对于朝中发生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经“无动于衷”，或者说，他对朝廷已经不再抱有什么幻想， 所以，“懒得啰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