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世学术贡献来说，向秀是最大的理论家，因为他的注解，才使得《庄子》成为人人可读的东西，为后世魏晋风度的展开，提供了重大理论指导作用。

但是从对魏晋风度的铸成来说，最大的理论贡献者应该是嵇康，他以自己所理解的庄子的精神为宗旨，以书信问答的方式，大肆发扬了率性自然的思想观点。

而且嵇康还有个特点，就是言行高度统一，他怎么想的，就怎么做的。

虽然少有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但是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影响到京城的士人的风尚。

尤其是临死时，一曲《广陵散》奏罢，慨然赴死的场景，有极强的感染力和穿透力。

从嵇康以下，阮籍到刘伶阮咸，就主要依靠“行为艺术”了，同样惊世骇俗。

从对后世魏晋风度的影响来说，我以为“正始之音”不如“竹林七贤”。原因可以有以下两个：

第一，身体力行的榜样影响力，总是大于不接地气的玄理建构。

“正始之音”主要倚重老子，是正儿八经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不能直接涉及个人性情指导。

竹林七贤很大程度上归本庄子，而庄子是基于个人的进退出处立言的， 来得更为近切。

第二，从大背景来说，名教由于东汉后期的黑暗政治而声名扫地；

而从曹魏三代皇帝（曹操、曹丕、曹睿），到后来的司马氏三代四位王（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尤其是司马炎），都没有建构一个有效的制度环境，为名教信仰在人心上的重建服务，反而在事实上起到了负面导向作用。

结果，人心散了，无论是讲人性的解放也罢，人性的逍遥洒脱也罢，还是从人性的放纵也罢，士人们都沿着率性自然的路子一路溜下去了。

从此路子看，竹林七贤只不过恰好开了个头而已。没有他们，也会有“松林八贤”，“草地九贤”的。

作者：专栏《探寻魏晋风度的心迹》主讲人——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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