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经纶在《书法漫谈》一文中提到：“盖字本为文人之末技，而书字之本，在能书外求之，乃称上乘。”我认为就书法之技而言，可分为狭义之技与广义之技。狭义之技指的是笔法、墨法、章法等，也就是书法之法，而书法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很多广义之技去支撑，比如文化修养，人生阅历等等，这些广义之技某种程度上要比狭义之技重要得多，但也离不开技法的支撑，也就是说书法作品是书家思想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汉书》中有言“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管国子，教之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书法作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从汉代开始就是文人士大夫的必备之技，赵壹在《非草书》一文中提到：“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嗤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正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清康熙年间马杰在《长啸斋摹古小技序》中有云：“篆刻者，文人之余技也。取刀锥之末，而用力于攻错，以博一时之鉴赏，似亦无可事事已。”如此种种，皆是说不可一味穷究技法，要把人生目标放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

而陆游所讲的“诗外功夫”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作家的好坏高下，是其经历、其阅历、其见解、其识悟所决定的。当然，书法也好，篆刻也罢，不应被绳墨所缚，要更注重才智学养、操守精神等“字外功夫”才可。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也越来越脱离其实用性而更加看重其审美价值，这也就更加要求书家不要被狭义之技、被“法”所禁锢，而要丰富其学养，砥砺其思想，最终与其书所融通才会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