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同时科举考试的考试主要内容也是四书五经。

那么，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在复习科举的时候，应该重点抓哪些书呢？或者说在科举考试中，到底是四书重要，还是五经更重要一点呢？

四书远大于五经

大部分人觉得四书和五经地位应该是相等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四书的地位远远高于五经。

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其实在《明史》和《清史稿》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明朝科举的主要内容是“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明史·选举志》”

清朝科举的主要内容则是“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清史稿》”

两段都提到的四子书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四书，也就是说，明清两朝的出题范围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始终是在四书五经之中出题。

但实际上五经的地位远远低于四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对于这些应试经义的规定是，“士子各占一经”应试的士子只需要专精一经即可，这叫做“专经”，说是考四书五经，实际上考的仅仅是四书一经而已。

而且，就这一经，还有很多水分。乾隆五十七年，礼部尚书建议考校《春秋》时，改变以往使用胡安国的注解版本。不使用胡安国的版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胡安国这个版本能够用来出题的仅仅数十处，考生不需要熟读全本，只要记下这数十处出题之处即可。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会遇到，这几年艺考生尤其编导专业，凡是提及怎么看待《红高粱》，总是众口一词，负责考试的老师打断考生熟练的背诵简单提问，“你别背了，《红高粱》的导演是哪位？属于第几代导演？”此时原本侃侃而谈的考生登时哑口无言。其实这位考生并没有看过《红高粱》，只是熟背了有关《红高粱》的相关问题而已。

即使胡安国的注解的《春秋》本需要研究的地方很少，但在具体的考试时，选择考《春秋》和《礼记》的考生还是少之又少，以至于《春秋》和《礼记》被称为“孤经”。毕竟相较于其他三本，这两本的难度还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