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湮没无闻。为什么到了宋代，《大学》能够一跃而为“四书”之首，成为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修身立德、治国平天下的纲领性经典？这与宋代《大学》诠释理路的转向，以及朱熹对《大学》的创造性阐释密切相关。

现存最早的《大学》注疏当为郑玄注与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曰：“案郑《目录》云：‘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于《别录》属《通论》。’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所谓的大学之道，就是“章明己之光明之德”，“亲爱于民”，而“止处于至善之行”。这是在“礼学”的诠释视角下，从国家治理的高度，从外王的角度，教育包括帝王在内的为政者彰明德行，亲爱百姓而臻于和谐有序的礼治社会。而孔颖达注疏《大学》“皆自明也”时，认为“此经所云《康诰》《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指“人君自明其德也”。可见，《大学》经旨本身就蕴含了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之要旨，但是却没有阐明明德之来源与依据，这就为后世诠释《大学》提供了可拓展的空间。

在唐代以前，《大学》一直依附《礼记》而行，没有受到世人的足够重视。直至中唐时，韩愈开始运用《大学》对抗释老之学，提倡道统；李翱以《大学》为其心性理论建构的重要内容，《大学》的价值与意义才逐渐被世人重新认识与挖掘。至宋代时，基于政治社会秩序重建以及应对释老之学冲击的需要，《大学》的地位逐渐提升。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开始，皇帝便常将《大学》赐予新及第进士，士大夫们也开始关注与提倡《大学》。如哲宗元祐五年(1090)，右正言刘唐老上书云：“伏睹《大学》一篇，论入德之序，愿诏经筵之臣以训释此书上进，庶于清燕之闲以备观览。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六)建议以《大学》作为帝王之学的教材，在经筵进讲。司马光、梁焘、彭汝砺、胡安国、张九成等都曾阐发过《大学》。其中尤以程颢、程颐与范祖禹为代表，分别从理学与帝学的不同理路，对《大学》进行了重新阐释，体现了宋代《大学》诠释的转向。

程颢、程颐分别著有《明道先生改正大学》《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他们在“理学”的诠释视角下，对《大学》原文秩序、段落重新进行了调整，将教育的对象由“为政者”这个士族阶层转向了平民士人。尤其是程颐以“亲当作新”的训释，虽只是一个字的差别，却体现了教育重心从汉唐时期的外在礼义规范到内在德性养成的转移，使得《大学》之教从“学以为政”的高等教育转化为引导普通士人“学为圣人”的“成德”教育，体现了《大学》诠释理路的一次转向，并深深地影响了朱熹。

朱熹高度赞扬了二程对《大学》的“表章”与“简编”之功，认为他们将“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同时，又从建构自己理学思想体系出发，沿着程颢、程颐所提供的致思方式与诠释方法，“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漏”(《大学章句序》)，将《大学》重分经传，补“格物致知”章，撰写了《大学章句》，使之成为“四书”之首，以此引导天下平民士人学为圣人。他吸收了程颐以“新”训“亲”的注解，并通过“理”“气”“性”“命”等哲学命题与范畴的运用，认为“明德”就是“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的人人皆有的本质属性，但又因人有气禀、物欲之蔽而导致了“明德”不明，所以当“学”以“明”之而“复其初”，揭示了“明德”的来源以及“明明德”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将修身立德的依据从遵守礼仪程式、典章制度等外在规范，变成了主体内在自觉的要求与行动，从而为人人学为尧舜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依据。

朱熹早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就在《壬午应诏封事》中提出了“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认为当以《大学》为“圣帝明王之学”，指导当今帝王穷理明善、经邦治国，“跻之尧舜之盛”。当绍熙五年(1194)，朱熹有机会入侍经筵之际，他并没有采用早已写成的《大学章句》，而是沿着范祖禹从“帝学”的视阈诠释《大学》的理路，以《经筵讲义》进呈，力图通过经筵讲学与《大学》经旨义理的发挥，感格君心，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为此，他从“正君心”的“天下之大本”出发，将“圣人之学”与“帝王之学”相结合，以理学思想为内涵，以“天理”为最高本原与价值依据，突出了“明德”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属性，将帝王也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解答了帝王为什么学、如何学等问题，初步建构了宋代帝王之学的理论体系，要求帝王依据理学的普世标准“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癸未垂拱奏札三》)，从而实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庚子应诏封事》)的王道理想。为此，朱熹不仅将帝王“外王”事功的开拓建立在“内圣”修养的基础之上，而且以格物致知作为平天下理想实现的出发点，为重构南宋政治社会秩序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使得《大学》成为真正的“圣王”之学。其以《大学》“正心诚意”之学，正君心立纲纪，成就尧舜之治理想的实质，就是要以道统规范治统，限君权而出治道。之后，真德秀沿着朱熹“以《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朱子语类》卷一十四)的思路，再次标举帝王之学，创作《大学衍义》，将《大学》视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以“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大学衍义序》)为纲，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要为目，博采经史，诠释经义，共同推动了以《大学》建构帝学的思想建设。

正是在士大夫持续不断地阐释与建构下，《大学》在宋代发生了诠释的转向，由汉唐时的“为政之学”转变为具有普遍价值与意义的“成德”之学。无论是教化普通平民士人学为圣人，还是引导帝王学为圣王，其实质就是以人格教育为核心，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德业事功相匹配的顶天立地的“大人”。这种教育理念对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以及人才培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