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明明是偷师李悝变法，为什么商鞅变法取得的成就更高，影响更大呢？尔后，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为什么再难出现成功的变法呢？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要么是过早夭折，要么是无疾而终，要么是未及根本。

这其实还是牵涉到一个常识问题，是设计新事物容易还是改造旧事物容易？秦朝之后，中国进入集中统治的政治秩序，变法基本上都不能推倒重建，大多都是修修补补，这背后的政治成本是每个君主需要认真核算的。而商鞅变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基础上推倒重建，因为秦国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只能选择把这条路走到底，恰好，它成功了。

一心想一鸣惊人的商鞅恰巧赶上想要改头换面的秦孝公，一个有想法、有魄力的领导结合一个有能力、有执行力的下属，这样的组合是历史上难得的组合！

但是，商鞅变法能够成功的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因为当时的秦国比较落后。这个怎么理解呢？因为商鞅是要给秦国改头换面、推倒重建，我们就用房子来打比方吧！是推倒一座茅房来重建容易，还是推倒一座楼房来重建容易？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两者的施工难度，前者更容易；其次，住茅房里的人早就想换个环境了，住楼房里的人却大多数不想动作；其三，住茅房里的人一穷二白，即便想反对，也没什么力量，何况他们还没什么理由反对；住楼房里的人舒服日子过久了，亲戚朋友多了，不愿再折腾，关键这帮人还有一定反抗力。

正是因为落后，秦国变法的阻力才会相对较小；正是因为秦国落后，秦国变法的决心才会那么容易贯彻到底；正是因为秦国落后，秦国的利益牵扯面才不够深、不够广。

商鞅能铁腕到底，还在于秦孝公在后面能站得住台。而秦孝公能站得住台，本身也在于能够威胁到他的利益群体不多，他可以镇得住。

也就是说，商鞅变法能够顺利进行的背后其实是有一套专制逻辑的，恰好商鞅变法的基本思路也是走专制路线。实行军爵制，之前的贵族世袭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西部大开发，喊你走就走了。这些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在一家实力强大的上市公司甚至家族企业，能这么弄吗？估计只会引起政变。

说到底，秦国一切成功的根源，在于它原本的落后。而恰好秦孝公有这个决心，商鞅有这个能力。

“先胖不算胖”似乎是个永恒的历史命题，在乱世中最后出手清盘的人往往都是那个开始时并不起眼的人，战国的乱局最终出来清盘的正是最开始一直不起眼的秦国。后世的刘邦、司马懿、朱元璋等也都是如此。当然，秦国能够站出来充当收割机的角色，首要功劳还是要给商鞅。

商鞅变法也因为秦并天下而水涨船高，成为了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因为商鞅是法家思想的代表，商鞅的成功就是法家思想的成功，这种文化注入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意义重大，法家思想占据了文化上的先机，率先成为了治国工具。从这一点上来说，商鞅之于法家，就好比董仲舒之于儒家。

至于法家思想到底是不是治国良药，我现在暂时不讨论，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政治都是脱离不了法家思想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从来没有抛弃过法家思想。虽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了中国的古代政治的门头和外衣，但是中国的封建政治其实多是“外儒内法”的格局。

基于此，很多人会说，这不正是商鞅的牛掰之处吗？咱们就得按商鞅的那一套搞法来，摸着石头过河呀！这就牵涉到一个“度”的问题。比如砒霜，少量的砒霜可以作为治病良药，但是大量的砒霜却是要人命的；又比如安眠药，少量的安眠药可以让人睡得安稳，大量的安眠药却能让人长眠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