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5期，原文标题《王安石 最初和最后的改革家》，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刘怡
以文士之身，不拘成法、不恤流言地发起一场对国家财税和行政体制实施全面改革的新政，王安石可谓宋代第一人。但他过分倚重国家机器的既定方针，却又使中央集权过甚的弊病和行政－监督机构既有的冲突被急剧放大，最终迷失于党争之中。
王安石 （1021～1086）
以不到19岁的年纪成为北宋开国以来第二年轻的新皇帝，1067年冬天，宋神宗赵顼时常感到苦恼。
他的苦恼，首先是源自体弱多病而又早早去世的父亲英宗，以及那场撕裂了整个朝堂的“濮议”。本朝第四代君主仁宗赵祯，在位41年却未留下后嗣，只得取堂兄之子赵曙入继大统，是为英宗。而以至孝闻名的英宗，为了给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取得“皇考”（皇帝之父）的尊礼，令朝臣各抒己见，结果酿成中书门下（宰相）系统与御史台（谏官）系统之间的一场大战。英宗虽然通过直接介入得偿所愿，从此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剑拔弩张的朝堂，任何志在必得的改革举措都无望顺利付诸实施。在口舌之争和病痛的双重折磨下，英宗的锐气一点点被耗尽，最终在35岁之年抱憾宾天。如今，这个纷乱如麻的朝局又将由他年轻的儿子来继承。
令神宗感到万般苦恼的遗产，尚不止他父亲这一代。北宋吸取晚唐和五代藩镇林立、武人横行的教训，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之时起，即重视文人与文治。开国百余年来，青年才俊每每以科举出仕为己任，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文官队伍。再者，太祖、太宗两代为使士人归心，明令禁止以言论之过诛*大臣，并公开允许官员经商，是使“读书做官”成为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第三代君主真宗在位之时，全国有阶无位、无所事事的冗官就已达19.5万之多；这些人在位时领取优厚的俸禄，退休之后依然从国家支薪，还以官宦身份参与土地兼并和专营事业。而每岁开科取士，都意味着将有上万名新人加入这一行列，是使国用日绌。
偏偏宋代远远称不上是一个马放南山的太平王朝。自开国之日起，北方强邻辽国的军事压力就使军费成为财政岁出中的大宗；俟澶渊之盟订立，西北方的西夏又成为新的祸患。而朝廷既不欲边将尾大不掉，又已经引导最优秀的才俊投身科举，遂只能硬着头皮躬亲供养一支庞大低效的中央禁军，以数量之大弥补质量缺陷。至仁宗年间，全国军人总数竟达125万之巨，耗去岁入的5/6，对外用兵依然每战必北，须以岁币贿敌。
由是，养吏、养兵开支的骇人听闻，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结构性痼疾。英宗治平二年（1065），全国岁入为1.16亿贯石两匹（贯为铜钱，石为粮食，两为银两，匹为丝绢），供养官吏、兵士却须花费1.23亿，形成巨额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开销既无法控制，便只有靠增加税收来弥补，代价是庶民生计越发艰难，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为补足自耕农数量的下滑，部分商业税种的税率已经增至50%以上，但相较巨额开支仍属杯水车薪。开国不过百年，宋王朝似乎已经陷入了典型的帝国中晚期综合症。
面对这一团乱麻，宋神宗需要一个不同于因循老臣的新人物来推动一场真正的变革。他想起了自己在东宫为储君时，记室（办公室）参军韩维曾经向他提到过的一位临川才子。他已经下旨将此人从江宁知府任上调回东京，任翰林学士，并准备在不久之后直接召其问对。他还听说，此人个性傲慢，素为许多同僚所不喜。
时年46岁的庆历进士、早已因文章名扬天下的王安石的命运，自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延和殿上的战争
无论“改革”还是“新政”，甚至裁员节饷，在北宋前期都不乏倡议。仁宗在位时，即曾以范仲淹等人为依托，推行“庆历新政”，但诏令甫下即告中止。英宗的改革构想则毁于健康和“濮议”。然而自范仲淹以迄王安石，富于自觉精神的新生代士大夫首先崛起于文坛，以经世之学对抗消极无为的黄老术，继而将此义理付诸政治实践。是故由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不独是一场政治和财政改革，同样引起了理念上的论战。
改元为“熙宁”的这一年（1068）四月，宋神宗越次召王安石至延和殿，直截了当地发问：“方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安石回禀：“择术为先。”神宗颇感满意，又问：“唐太宗为何如主？”安石答：“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乎法度。”继而神宗又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并未当场作答，而是在退殿之后，起草了一份长长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精辟地论争：“无事”固值得庆幸，招致祸患的因素却早已累积；欲为尧舜之君，须不恤流言地实施变革。
围绕这份鞭辟入里的奏折，整个熙宁元年，以王安石及其追随者为一派，“濮议”中崭露头角的司马光以及御史台系统为另一派，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笔墨之争。王安石的核心理念是：解决用度不足问题，关键在开源不在节流。国家需要直接介入重要生产资料（如利润颇丰的盐业）的生产和销售，实施国营专卖、统购统销，破除旧体制下官僚以个人身份介入商业、利润却不进入国家财政运转的弊端。对城市商品零售，也须建立国家垄断模式，由中央根据市场波动状况控制供给和价格，实现最优方案。为使改革不至于重蹈“庆历新政”的覆辙，他要求将户部既有的户部司（主管财政收入）、度支司（主管行政支出）和盐铁司（主管国营专卖）变相合并，另立一个新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实际行使户部的职权，“掌经划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此举将进一步强化太宗年间形成的财政系统与宰相系统合一的趋势，直至垄断行政要害。
司马光的立论基础，则与之截然相反。他直言：“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如凭空增设法规、夺利于民，其害甚于加赋重敛。”此处的“民”自不单是指庶民百姓，同样包含了过去在特许经营制和对土地兼并的容忍下获利颇丰的一众官僚。司马光本人固然品行清廉，但对同僚及其亲属身兼官商两角的状况，始终持默许态度。针对王安石依托国家力量主导经济活动的倡议，他很不客气地批评道：“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暗示王安石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想不过是重蹈前汉覆辙，势必招来“生民疲极，群盗蜂起”的恶果。这一论调甚至得到不少倾向变革的官员的认同。
自深层观之，论战同样涉及行政系统与谏官系统的固有对立。谏官既以“言”为职，不能不言；其时又以好言为尚，于是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来谏官的指摘和攻击，关系形同水火。是故宋代前期甚少有权倾一时的强势宰相出现。而王安石欲以新设机构控制财权，其改革又势必会涉及军务和人事，等于要将三项大权系于一人之身，当然会招来以司马光为代表的言官系统的警惕。政见之争，同样折射出官僚系统的内部矛盾。
然而宋神宗决心站在王安石一边。这不仅是因为这位年轻皇帝颇有“以尧舜为法”之心，更是因为自仁宗沿用以降的中枢官僚已经彻底老化腐朽。其时承担中书门下重责的四位资深宰相，时人讥之为“老、病、死、苦”，毫无主动性，正需要王安石这样的“拗相公”为之注入“生”七。因此到了熙宁二年开春，他便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继而又依其计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启动了这场“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殿试
新法之大行
熙宁二年八月，朝廷下诏首先在淮、浙、江、湖等六路实行均输法。这项新法主要是针对此前权贵介入“钞引”（特许经营）制度的弊病，希望抑制富商大贾的收入。其内容为：增设发运使官，负责监管东南六路的赋入。但凡榷买、税敛、上供物品，可根据实际情况“徙贵就近，用近易远”。发运使还可以根据东京商品库存的实际情况，“从便变易蓄买”，存储物品以备需要。如此，即可达到“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效果。
当年十月，王安石又推出了青苗法。此举效仿晚唐旧制，在夏秋作物未熟之时，由政府借钱给农民，价格以酌中粮价折合；待收获庄稼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者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交纳官家。此法也是司马光等人批评最力的一项，苏轼即专门为此上了一道文采飞扬的奏折，指控青苗法“亏官害民”。关键时刻，宋神宗再度为王安石撑腰，于熙宁三年底升其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而王安石上任初始，便在全国颁行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其中“有财有才”之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负有巡夜、练武、捕盗的职责。同保内有人犯罪，知而不告者，以连坐罪论处。此法推行之后，全国一下子多出了近700万承担基本治安职能的“辅警”，对精简军队的任务实有效果。
熙宁四年（1071）年底，全国开始实行免役法。对衙前、河工等各种差役，民户可不必再亲自服役，改为向政府交钱，由政府用钱雇人服役。原本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等户，也须按规定缴纳半数费用，称为“助役钱”。此举一时令国库收入大有增加。转年又推出市易法，在东京设立新机构“市易务”，以100万贯作为本钱，对商业贸易实行宏观调控：根据当时市场行情，市易务会制订出一个基准价格，据此向商人统一买卖货物；商人也可以用产业做抵押、向市易务贷款，年息二分。同年，“方田均税条约”也告出台，规定每年秋天由县官直接丈量土地，详细记录土地的肥瘠质色、分成数等，田主按等级交纳税金。
熙宁六年（1073），改革措施开始进入军事领域。为了“省国费而养马于民”，王安石制订了专门的保马法。此前由国家专设牧监、蓄养军马的制度被逐步废除，在京东等五路招募愿意养马的“义勇保甲”，每户可给一匹饲养，家产多者可给两匹；如出现马匹死亡或生病，保主及保社要赔偿。另外，全国原有的545营禁军和厢军被大刀阔斧地裁减到355营，总兵力由此前的120万人下降至80万。另外将京东武卫等62个指挥使辖下的禁军分隶地方诸路，派主兵官进行分部训练，允许各地将官自专军政，州县官员不准干预。
除去财政和行政措施外，新法还涉及到了科举和管制。王安石废止了进士科由来必考的命题作诗，改为礼、法、医诸专门课，不以文采取士，而更侧重经世致用的能力。历来被列入必考之五经科目的《春秋》，被他嘲讽为“断烂朝报”，以《周礼》作为替换。同样是以《周礼》为依据，神宗在位后期，宋朝开国以来沿袭的“寄禄官”制度被取消，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因其时已变年号为元丰，故称“元丰改制”。
即使是在新法已经开始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延和殿上的论战依然不曾停歇。在“濮议”中表现突出的御史中丞吕诲上疏抗言，攻击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惘上，阴贼害物”，嗟叹“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曾经的庆历改革家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也表示：“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为了对王安石表示绝对信任，宋神宗不得不陆续接受了刘琦、程颢、范纯仁、孙愈等一干朝臣谏官的辞职；声名在外的欧阳修、富弼、文彦博等耆宿老臣，也因为和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排挤出朝。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作为改革座右铭的王安石，在其时的形象已经如同孤家寡人。他只有一条窄路可以存活：寄望于改革措施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而压制反对之声。
然而，现实很快就令这对孤独的君臣失望了。
从政争到党争
后世臧否王安石变法得失的评论家，往往拘泥于归纳具体法令的实施成效，却不曾窥见其中的一项根本悖论：与汉唐相比，宋代建立的本来就已经是一套高度集权于中央的行政和财政模式；无论是专营制度涵盖的范围，还是中枢对军事力量的垄断，皆系前代所未见。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官员及其亲属经商、不抑制土地兼并，实际上构成了皇室对地方士大夫集团的有限让步；通过这种方式，高度集权造成的紧张获得了某种舒缓，士人的不满也得以平息。而王安石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措施，不仅希望进一步集权于中央，还要以这个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超级政府”主动介入一切行业，恰好将此前的平衡打破，使得利益争夺彻底公开。
随着均输法的颁行，发运使衙门逐渐变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国营公司；它不仅四处与民争利，主管官员还可以从巨大的寻租空间中渔获私利。市易法使得政府兼任了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的职能，对城市零售业构成了层出不穷的伤害。至于王安石本人相当看重的青苗法，在实施时变成了变相摊派：地方官员将库存的陈粮借贷给农户，收回时却要求新粮，必得自耕农继续卖地、变为主动性低下的佃户。而以管仲、商鞅自比的王安石，恰恰不具备两位前人所拥有的那种生*予夺的大权——宋朝对士大夫的宽待政策，使得新法的反对者即使被罢官，依旧可以通过著书立说宣扬其主张，并对王安石的新法大行鞭挞。司马光即是在神宗一朝的蛰伏期，完成了其鸿篇巨制《资治通鉴》，以“大义名分”为据，对王安石的“与民争利”迭加嘲讽。
入主中枢之前，王安石仅有在地方为政的经验，缺乏政治根基。新政大行之后，除去少数铁杆拥趸外，他也起用了一批应和积极的新晋官员，其中不乏见风使舵之徒。随着改革弊端的暴露，所谓“新法党”逐步变成了一个政见模糊的纯粹利益集团，与同样以言官和地方势力集团为依托的“旧法党”相互攻讦不已。偏偏王安石最不屑的“天变”也接连发生——新法尤其是青苗法颁行之时，恰逢河南连年大旱，继而又起蝗灾。光州（潢川）司法参军郑侠基于情感激动，在熙宁七年（1074）绘制了《流民图》上呈，恳请神宗收回新法。面对接踵而至的蝗、旱、涝灾，宋神宗自己也下《罪己诏》。王安石感到后劲乏力，遂于当年夏天主动求去，出任江宁知府。不过仅仅一年过后，回心转意的神宗又将其召回，主导即将进行的官制改革。
也是在熙宁八年（1075）回归中枢途中，王安石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七绝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言语间已无昔年的踌躇满志，而横生前路无着之感。果然，次年十一月，天空出现彗星；神宗之母高太后与祖母曹太后有感于“天变”，一再向皇帝控诉“此王安石乱天下之兆”也。神宗亦不得不令群臣直述朝政阙失，公开批评新法。王安石心灰意冷，遂以长子去世为由，再度挂冠而去。其后他也曾短暂复出，但继续推行新法的最佳时机已经在熙宁七年前后永远地错过了。
被新旧党争折磨到心力交瘁的还有昔日的少年皇帝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宋朝在陕西出兵进攻内乱中的西夏；但由于文人掌军的传统方略继续得到沿袭，宋军在永乐城遭遇惨败，仅作战部队就阵亡3万人以上。神宗在深夜得到消息，大感震惊，痛哭流涕以至彻夜难眠。受了这场惊悸，这位曾经的改革家一病不起，第二年就早早离开了人世，年仅38岁。而群臣为其所定的庙号“神宗”所取的是《谥法考》中的“民无能名曰神”，似乎又验证了时人对他那场改革的看法：不明其所以，是非无法轻易定夺。
神宗早逝之后，年仅10岁的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北宋第七位皇帝哲宗，由那位畏惧“天变”的太皇太后高氏垂帘摄政达8年之久。年老后变得越发褊狭固执的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旧党得势，新法被逐一废除。为了显示自己和王安石在道德境界上的差异，司马光甚至任用不通财政事务的经学学者李公择为户部尚书，以显示中枢并无与民争利之心。
一年后，65岁的王安石在江宁府去世，紧接着司马光也驾鹤西归。而哲宗亲政之后，立即将旧党官员悉数罢免，起用王安石提携的章惇、蔡卞（王安石的女婿）等人。而这些后进者空有党派之名，已无改革之心，终日商讨的竟是如何将司马光挫骨扬灰，以及将已故的高太后废为庶人。
至宋徽宗继位后，所谓新旧党争，已经沦为毫无实际意义的派系倾轧。以“新党”自居的蔡京，请旨将哲宗元祐年间（即高太后摄政时期）当政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黄庭坚等120人列为黑名单，由徽宗亲自撰写人名，刻成“元祐党人碑”，立于皇宫端礼门和全国各地。凡名字列入党人碑者，本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甚至到了靖康之变、金人南侵之时，新旧党的门户之见依然困扰着宋帝国的中枢神经。
而从更大的世界史时空看，王安石变法的实行及其挫败，标志着由传统帝国政府主导的农业经济模式潜力已被挖掘殆尽。宋代虽有发达的城市文明和工商业，王安石却仍试图以强化政府控制力的方式汲取财政资源，是以无法完成现代化转型。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地中海，以自由市为载体的全新商业文明正在萌芽。11世纪中国最后的改革家王安石退场之后，世界历史的钟摆正在与亚洲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