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是明末与李自成齐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尽管在推翻明朝封建统治的作用上不能和李自成相比，但是张献忠仍是1644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风云人物。

张献忠，陕西肤施人，生于1606年，身材高大，长的虎头虎脑。他小时候读过书，当过边兵，立有战功，家境也较为富裕。后来被邻居诬陷勾结强盗而遭拘捕。事后张献忠气愤地说：“资财得之战阵，身命博之，未尝有负于人。族人被掳，我何知？逼迫至此，是驱虎入山也。”由此可知，极端腐朽黑暗的封建压迫，驱使他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洪流中。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米脂聚众起义，并首先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当时，各路起义军均投奔他的旗下，有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等人。在全国各支起义军中，张献忠实力最强，自号“八大王”。

由于张献忠当过兵，富有作战经验，遇险善走，来去如飞，官军追之不能及。崇祯八年（1635年），13支农民军领袖聚会荥阳，确立了统一抵抗官军的战略方针。张献忠和高迎祥这两支义军向东部发起攻势，这时的李自成还隶属于高迎祥部下，其声望远在张献忠之下。

由于义军声势浩大，崇祯帝调总兵祖宽率精锐的关辽兵3000围剿义军，专门追*张献忠部。当年秋天，祖宽击败张献忠，各支义军也采取分散作战的方针以避其锋芒。高迎祥、李自成退入陕西，张献忠率部藏于深山之中。

崇祯帝用辽东边兵镇压关内义军，因其强悍，又无亲戚瓜葛，颇为得力。但崇祯九年（1636年）秋天，清军发动攻势，明督师卢象升率官兵撤回，保卫京畿地区，义军再次活跃起来。

​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张献忠会集罗汝才、马守应、李万庆等义军，顺流东下，与长江北岸贺一龙部共同进军淮、扬地区。明应天巡抚张国维专门挑选良家子弟组成一军，被张献忠击败，参将程龙、潘大可，游击陈于王等40余名军官被*。明朝调牟文绶和刘良佐官军近万人来援，张献忠转战至湖广地区。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让义军装扮成官军偷袭南阳，不料到达南关，恰巧明总兵左良玉军至，对这支部队产生怀疑，张献忠被识破，仓皇撤退。左良玉穷追不舍，张献忠身中两箭，又被左良玉挥刀砍伤面部，幸亏孙可望拼死力战才得以脱身。

张献忠残部一昼夜行数百里，于正月初九夜攻谷城。当时明督师杨嗣昌制定围剿农民军的“四正六隅”之策，各部义军损失很大，兵部尚书熊文灿负责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后，对义军采取招降政策，实行坚壁清野。

在谷城的张献忠听说于他有救命之恩的总兵陈述洪范现为熊文灿部将，便派遣孙可望贿赂陈洪范，后张献忠部被熊文灿招降。

史载，当时河南、湖北有农民军15支，张献忠在各支义军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于谷城投降后，确实影响极大，罗汝才、谢塌天、混十万等部也先后投降了明朝。陕西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于潼关大败李自成的军队，李自成仅率18骑潜入商、洛山中。

明朝以为起义军从此剪除殆尽，因而有恃无恐，调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孙传庭任保定总督，而将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关外的清朝。

张献忠投降熊文灿后，自率部队驻扎在白沙界山，宣称能保证数百里地区内无任何义军，又要求把襄阳地区全部作为他的驻地，发给十万人的兵饷。熊文灿不答应，只向朝廷申请了两万人的兵饷。张献忠便在谷城设立关卡，自行征税。他表面上对地方官员拜跪有礼，实际上完全不受熊文灿派来的监军张大经的任何约束。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初六日，张献忠*谷城知县，发动城中百姓拆毁城墙，重新高举反抗明朝的义旗。他率部离开谷城之前，下令把接受义军财物的明朝大小官员的名字，受贿时间和数量统统写在墙上。可见腐败的明朝统治下贪官污吏遍布国中，从而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张献忠谷城再起，是明末农民战争中很有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张献忠振臂一呼，四方响应，打碎了崇祯帝中兴封建统治的如意算盘，更证明了他具有极高的威望并得到其他义军的拥戴。

崇祯帝下令逮捕熊文灿，以杨嗣昌为督师，赐尚方宝剑，授予他生*予夺大权。崇祯十三年七月，总兵左良玉与副将李国奇夹击张献忠部于玛瑙山，义军将领16人战死，张献忠妻妾7人被俘，这就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所谓的“玛瑙山之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