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名人，脱去名利的外衣便都只是普通人，便也拥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悲欢、众生苦等，近代最有名的外交家顾维钧也是如此。

顾维钧曾为中国的外外交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 1919年因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他成了为中国争取利益的英雄人物；1945年，他参与了《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宪章上签字。

名利外衣之下的真实顾维钧，曾有过四段婚姻，他的四个女人里，一个是青梅竹马，一个是总理女儿，一个是首富千金，一个是顶级名媛。但这看似丰盛的婚姻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和谐美好的晚年，顾维钧晚年的家庭生活多少是带着缺憾的。

顾维钧第三、四任夫人

顾维钧晚年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子女。

顾维钧一共有三子一女，其中，他的第二任妻子，即总理女儿唐宝钥为他生育了一子顾德昌、一女顾菊珍；他的第三任妻子，即首富千金黄蕙兰为他生下了两子顾裕昌、顾福昌。

因为婚姻等原因，这四个子女与顾维钧的关系并不如普通父子、父女那般好。

顾维钧晚年时，一直拒绝继承他衣钵而选择从商的二子顾裕昌、三子顾福昌皆英年早逝，这无疑为他的人生披上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外衣。

相比之下，他与唐宝钥所生的两个孩子多少算是给了顾维钧安慰：毕竟，他们都继承了父亲衣钵，且伴他终老。

但相比晚年以大孝子身份出现的顾维钧长子顾德昌，他唯一的女儿顾菊珍在与父亲的关系上，多少带着几丝隔阂，这隔阂的由来，似乎在她出生后不久便被注定了。

顾菊珍生于1918年，她出生几个月后，她的母亲唐宝钥便因为替父亲出席社交活动染病辞世了。这以后，年仅三岁的顾德昌和年仅几个月的顾菊珍便都成了没妈的孩子。

顾维钧与唐宝钥及女儿

人说，“宁跟讨饭的娘，不跟当官的爹”，这话果然没错，母亲过世后，父亲便为了工作匆匆将他们交给了公使馆人员。可怜，这两个刚刚失去亲娘的孩子，马上便迎来了失去亲爹的日子。

或许是感觉长期将孩子交给公使馆人员照抚不妥当，又或许是因为爱情，又或许是因为外界传闻的为了金钱，总之，爱妻死去两年后，顾维钧便与南洋富商黄仲涵之女结成了姻缘。

自此，顾德昌与顾菊珍便都有了后妈，这年，顾德昌5岁，顾菊珍2岁。

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讲，母亲死后，父亲再婚对子女多少是有益的，因为这至少代表：家是完整的了。这以后，两兄妹便跟着父亲、继母生活在了伦敦。

这个完整的家曾给过顾菊珍幸福，这点从她晚年的讲述便可知，她觉得后母黄蕙兰曾给过她照顾。但若真指望这位富家千金能给他们母亲般的照顾，那显然是有些过分的。

黄蕙兰自己后来在回忆中是这样讲述她和孩子们的相处的：

“我只是在每天早上孩子们打扮整齐、欢欢喜喜的时候看见他们，还有晚上我偶尔在家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黄蕙兰实际很少管顾孩子们。毕竟，她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忙。

相比黄蕙兰的“忙碌”，父亲顾维钧更“忙”。当时的他成天天南海北地忙，他先后出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兼关税委员会主任，还代理过国务总理……

从这一连串职务就可以看出，顾维钧的生活大概和陀螺差不多。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与妻子黄蕙兰生下了另外两个孩子，这真真是相当不容易。

黄蕙兰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顾德昌和顾菊珍能从她这里得到的“照顾”自然也更少了。实际上，整个童年、少年，顾菊珍感受最深的便是孤独无疑了。

顾菊珍在回忆中曾讲述过她与继母生活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深院的过往，他们住的这个院子实际是陈圆圆的老院，这个院子最大的特色便是大，有多大呢，这么说吧：房间就有两百多个。

房子多，人少，自然就很有些空旷、寂寥了。她说：

“房多人少，院子空旷，就更显得距离父母遥远。”

在这样的环境里，顾菊珍的寂寞可想而知。但事物从来两面，这样的寂寞却也让她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同时，也间接培养了她不怕困难和坚韧执着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