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田”制度其实在正常情况下，由官僚系统按期按要求去落实到位就行了。而且由于它是国家唯一指望的上的财政来源，所以各机构对这项工作也是比较上心的。另外豪族因为可以借由“度田”工作出政绩来获得升迁，也是比较配合这项工作的。所以，“度田”工作其实在东汉是一件很顺利的常规性工作。

所以，自和帝以后，基本上每朝的土地和人口是稳定持平的，说明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了共识，那就是不能把账本做得太难看。

倒是公元157年的桓帝人口居然比十年前多出来了一千万，那时当政的是著名大混蛋外戚梁冀，而且这十年较大规模的天灾也不少，这种大环境下，十年是不可能突然蹦出来一千万人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梁冀不光忙着给自己捞了，也没少帮国家捞。

但是，这种平稳发展的状态下有一个什么隐患呢？那就是急需用大钱的情况会比较麻烦。比如汉章帝当时为了打北匈奴，需要调集大量军费，于是便想把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结果这个政策根本就落实不到位，最后只好等章帝一死，窦太后就马上废除了这项制度。

有时候，现实就是这样的，你越是怕什么，什么就会不约而至。东汉这种体制其实注定搞不了剧烈运动，但偏偏在和帝一朝搞定北匈奴后，东汉同时又开始出现了长达六十多年的羌乱，最终总花费达到了560亿钱。东汉的制度设计明明对皇帝的要求较高，但偏偏从和帝开始，东汉就陷入了长达八十年的儿皇帝怪圈……

小皇帝上位代表监管系统的失控，而巨额财政支出则代表平衡局势必定被打破。

东汉平羌乱总花费达到了560亿钱是一个什么概念？这笔军费相当于东汉近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笔费用怎么来呢？你把盐铁等收归国营，豪族阶级不答应。你只能通过卖官、减工资、借田租、卖国债这类饮鸩止渴的事来补这个窟窿。

比如公元163年最后一次爆发羌乱的时候，汉桓帝就再次减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这些事情以前都干过。

汉桓帝这么*副作用还不太明显，主要是因为东汉气数还没劲，虽是强弩之末了，但终究还是挺住了。

公元168年，汉灵帝继位了，这位爷真正开始向东汉王朝催命来了。

这位爷一上台就搞了一次最为严重的党锢之祸，士族集团在皇权角逐战中整体被打倒，宦官子弟和各种关系户们开始下放到地方，东汉政权在财政上赖以生存的“地方吏治”彻底崩塌掉了。因为士族集团树大根深，很多地方公务员也被牵连免去了公职，像“度田”这种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也被大规模荒废了。

也就是汉灵帝继位后，没人替东汉王朝去抓财政收入，你不是说我们士族都是党锢乱贼吗？那就爱咋咋滴吧！你觉得宦官行，那就让宦官上吧。

宦官他们行吗？他们行个屁，他们只知道自己捞钱。越来越多的阉党开始变成妖魔鬼怪下放到地方，然后开始了涸泽而渔的横征暴敛，整个东汉政权的免疫力系统开始全面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