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安禄山部队一开始就直下攻破洛阳

面对来自东北军团的叛乱，玄宗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部军团进行抵御。于是除了一批西部军团的将领被陆续派往与叛军对峙的前线河南外，河西、陇右的军队也开始在潼关集结。但河西、陇右军队在随后的灵宝之役中遭遇惨败，这一集团的首领哥舒翰也兵败被俘，于是河西、陇右的势力基本瓦解了。不过，尽管西部军团经灵宝之役遭受重创，但继玄宗之后与叛军对抗的肃、代两位君主除了借用回纥的军队外，仍旧不得不依靠这些乱前的边境节镇力量来与叛军周旋。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如此，而是除了这些边境节度使的军队外，唐廷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其他力量。

陇右道的战略地位

安史之乱在代宗初年结束，但叛乱的平息并不彻底，乱后的河北仍由来自幽州、平卢的安史旧将占领。而对于那些平定安史之乱的原边境军团，唐廷也不得不在乱后给予其内地实地的待遇，这既是褒奖功臣的应然举措，也是安置因边境故地沦丧而不得不率军进驻内地的边境节度使军队的必然结果。所以，在结束了河南行营元帅这一战时体制后，乱后的北方藩镇版图几乎全由乱前的边镇势力所占领。除了来自幽州、平卢的安史旧将占据河北外；帮助唐廷平叛的平卢系势力主导了河南；关中则由朔方、四镇北庭，以及此后的幽州军人所分据；此外，河西、陇右的部分残军则入驻了河东；至于南方的江淮一带，虽然它与边境节度使势力并不存在关系，但安史之乱后逐渐入驻当地的一些外来军将，尤其是中原军将及其部众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政治走势，所以我们不妨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边境叛乱导致的结果。

传统的史观认为，唐廷在安史之乱后于内地普设藩镇是削弱自身统治力、助长地方割据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藩镇中的政治实体与乱前的边境诸节度使军团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很明显看到，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这些边境大军团的实力，无论是来自叛军方面的东北节镇，还是阻击叛军的西北节镇，其实都已经大为削弱了。并且，通过于内地普设藩镇的方式，唐廷也已经对这些旧有势力进行了分割。当然，唐廷对边境大军团的削弱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唐廷本身的权威也遭受了重创。但至少在解决杜佑所说的“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的危机中，唐廷确实是前进了一步。而实际上，这种前进的势头在安史之乱结束后依旧没有停止。因此，如果我们现在重新来定义“安史之乱”的意义，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给予了帝国一个解决“边陲势强而朝廷势弱”问题的契机。而安史之乱本身，也正拉开了帝国解决大军团危机的序幕。

影视资料中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结束后，朝藩矛盾的主线依旧沿着这条唐廷与原边镇势力的矛盾在发展。只是由于唐廷已于内地普设藩镇，原来的东、西两大军事集团已被打散，所以朝叛冲突不会再像安史之乱时期那样剧烈，这正是唐廷经由安史之乱，通过重构帝国空间结构所取得的一大成功。延续着打压这些旧有边镇势力的政策，虽然代宗、德宗、宪宗诸帝削弱这些军团的方式和程度还不完全相同，但比起乱时的肃宗，他们都要更主动积极。至少在主观上，他们已经会将朔方、四镇北庭、平卢、幽州这些原先的边境势力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不管它们是曾经的叛乱者还是平叛者。同时，上述诸帝对这些旧有势力的打压，本身又是和重振唐廷自身权威的努力结合在一起的。

于是，以“抑藩振朝”为理念，唐廷与这些原边境势力所主导的北方藩镇间的战争在乱后被再次引燃了，这就是“四镇之乱”、“奉天之难”以及元和后期战事。另一方面，现在的唐廷巩固其打击成果的方式，也已从重构藩镇空间结构向更为实质的重构藩镇权力结构的方式在转变。即除了进一步分割藩镇领土等弱化藩镇实力的措施外，对那些在藩镇中具有影响力的旧有势力也一并进行革除。而这两点，其实在对江淮藩镇的打击中也同样适用。

综上所述，帝国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由原边境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构这些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至于“安史之乱”的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这一危机最明显的体现，也提供给了帝国一个化解这一危机的契机。到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而危机结束的表现之一，就是藩镇空间版图在元和以后基本稳定了。

重构中的地域差异

不过我们需注意到，唐廷在处理这些大军团危机的过程中，就处理时序和方式而言，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唐廷最关心的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关中，因此虽然关中的几大派系都对平叛或抵御异族有过重要贡献，但德宗最先打压的还是此地的朔方军、四镇北庭军以及稍后入驻的幽州军。而尽管在打压过程中引发了“奉天之难”这样严重的危机事件，但事件平息后我们发现，关中藩镇的问题确实是唐廷最先、也是最为彻底地解决的。不仅如此，早在打击关中三大派系之前，唐廷就已经开始着手发展神策军，并且逐渐在关中构筑起了一种神策军镇与边镇互相配合和制约、并且盈缩有度的多维度空间结构。这种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也是其他地区所不具有的。

仅次于关中的是南方，尤其是江淮地区。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已经明显意识到江淮作为帝国财政区的决定性意义。所以永王“东巡”的目的地、江淮都统的设立，以及德宗削藩战争之初设立统辖十五州的镇海军主要都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不过在愈益依赖江淮财赋的过程中，唐廷也逐渐意识到，强大的江淮藩镇的存在对帝国而言并不安全，所以德宗在削藩战争结束伊始，以及宪宗在即位之初，都选择了削弱、甚至以武力打击江淮藩镇。当然，唐廷对江淮藩镇的制裁相对比较轻松，因为江淮与乱前的开天十节度势力没有关系。不过，江淮在安史之乱后与南下的中原将领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韩滉与李锜这两个镇海军势力强盛的时代，当镇的一些实力军将都来自北方，并都对唐廷利用与稳定当镇情势起到过重要作用。中原将领势力逐渐退出江淮，与德、宪二帝从军政与财政两个领域打压江淮藩镇的措施同时进行。

由出于叛军集团的平卢军势力主导的河南藩镇是第三个引起帝国关注和制裁的地区。德宗在制裁完关中藩镇，以及宪宗在制裁完南方藩镇后，都选择了继续向河南藩镇开刀。而经过“四镇之乱”与元和后期战事，唐廷实现了对河南的收复。尽管过程颇为艰辛，但考虑到平卢系藩镇对帝国的巨大威胁，尤其是对作为帝国生命线的运路的威胁，唐廷在战事结束后，立刻对河南藩镇实施了分割，并且采取了种种“去平卢化”的软硬措施。

与关中、江淮、河南相比，帝国对河北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安史之乱既然起于河北，因此河北的幽州、平卢势力对帝国的威胁毫无疑问是最早也是最严重的。乱后，河北依旧由出于安史集团的叛军旧将占领。唐廷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盘踞在这里的原东北节镇势力进行打压，德宗初年的“四镇之乱”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河北藩镇。但是在唐廷与河北藩镇的一次次接触中，它终于不再期望全面“收复”河北了。两者的关系最终在武宗时代以“河朔旧事”的规则比较清晰地确定下来。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唐廷逐渐“放弃”河朔的过程。而这一放弃不仅是关乎唐廷有没有能力收复河朔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唐廷有没有意愿收复河朔的问题。在对河朔的打击中，唐廷现在更多地要视江淮的财力、以及关中禁军与河南藩军的兵力来行动。所以说，帝国的维系现在主要依靠、而且几乎只要依靠前三个地区就能进行，于是“收复”河朔在唐朝君臣看来反倒成了一桩赔本的买卖。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主张放弃河北的，比如杜佑之孙杜牧在《战论》中就强调了收复河北的必要性。不论杜牧对河北的态度在当时是否具有代表性，但他论说中的一个潜在意涵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现在的唐帝国必须依靠着各个扮演不同功能的地域块的协调配合才能维持。只是对于杜牧来说，他认为这些地域块中必需包括防御夷狄的河北，而君主和其他一些士大夫则不这样认为。不过，无论河北是否应该加入这个集团，但西南的三川地区(主要指剑南东、西、山南西道)却确实不在杜牧考虑的范围之内。

实际上，从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来看，不待“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关中为政治中心的唐帝国，随着将它的军事力量逐渐部署在边境，随着政府部门需要不断到位于河南的东都来食粮，随着河南运路的开辟并漕转江淮粮饷入京，一个原先主要以关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现在不得不将军事、经济权力移交于其他地区，它就已经在逐渐瓦解“关中本位政策”了。而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藩镇时代，只是加快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并且使之变得更有“效益”。所谓的“效益”，就是帝国现在仅需要关中——河南——江淮这三个地区就可以维持其统治。它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参与河北的军事布防，因为安史乱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幽州已经承担了为帝国抵御东北异族的责任。所以就统治效益而言，牺牲江淮的财力与不顾威胁帝国心脏地带的西部异族，去利用禁军或河南藩军收复既无太大经济价值又可能导致军事压力的河北，意义显然是不大的。

“唐宋变革期”的藩镇时代

以上是以唐廷的立场为论述视角，对帝国所遭遇的危机、化解危机的重构手段、以及重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地域性差异，及这种差异所反映的唐廷对地方统治结构与统治理念的变化进行了总结。下面要站在藩镇的角度来审视一下帝国重构的意义又在哪里。

正如我们在上文指出的，除了在安史之乱初期就受到重创的河西、陇右势力外，平卢、朔方、四镇、北庭、幽州诸军也相继在唐廷此后的削藩过程中遭到了清理，甚至因北方战争南下的中原军将势力在帝国对江淮藩镇的打压中也逐渐被移出了当镇的权力核心。不过，政治权力的非真空性决定了，当这些旧有势力逐渐退出藩镇权力中坚层的时候，一些新兴势力也将顺势填补它们的位置。

随着削藩战争的胜利，朝命的官员，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镇担任节帅或幕府僚佐，这是唐廷重构藩镇权力结构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这些朝命的官员实际上并不构成藩镇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因为真正取代旧有大军团势力主导藩镇未来发展的，是当地的基层势力。

不过仍需注意的是，不同地域基层势力的体现仍旧并不相同。在河南，以牙兵为特色的地方军人集团已经形成。在关中的支柱禁军中，挂名窜籍的豪富，尤其是商人子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而在江淮一带，则是兼具了农、商、军、吏等多重身份的土豪层的强势崛起。这种地域差异的出现，其实也正是地域功能逐渐明晰的一个产物。至于河北，则再一次显现出了它的复杂性。尽管河北不可能像关中、河南、江淮一样，由朝命的武将(尤其是神策军出身的将领)或更占主流的文官出任作为其最高统帅的节度使，但左右当镇走势的决定性力量其实也如河南一样，已有原军将层转移到了牙兵层手中，比如魏博。但河北的复杂性就在于，魏博的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成德镇就始终由军将层占据权力中枢，只是到了后期，他们开始显现出了文质化的倾向。而在主导当镇大权的幽州军将层中，军将人选则由牙将逐渐转为边将及土著边豪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