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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末期，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突然发动战争，将开元盛世掀翻在地，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这一场战乱也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之后的历任唐廷中枢都不得不倾尽全力去解决棘手的藩镇问题——

唐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以“安史之乱”的爆发为导火线，唐帝国的“危机”在以下四个层面凸显了出来：

首先是玄宗与肃宗间的中枢矛盾。玄宗在安禄山叛乱后，以任命皇子和宗室、并设立大军区的方式来应对战事的发展。尤其当潼关被克、玄宗与肃宗分道扬镳后，这一策略变得更加明显。但无疑，这一政策也激化了玄宗与肃宗间的父子矛盾，河南节度使人选的更替，以及在江淮爆发的“永王之乱”就是这一中枢矛盾的体现。这一危机最终靠着肃宗取得对玄宗中枢斗争的胜利，即唐中央回归一元统治而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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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危机来源于新兴的地方军将。尽管不再延续大军区的设置，但取代玄宗的肃宗出于讨叛战争等的需要，仍旧在诸藩镇之上设置了拥有统辖诸镇之权的河南行营元帅与江淮都统。不过，无论是在河南设置元帅，还是在江淮设置都统，肃宗对凭借安史之乱而壮大势力的河南地方军将现在都格外关注，尽管他们大都曾对抵御叛军南下起到过关键作用，比如张巡。所以，肃宗既有利用河南元帅去除这些地方军将的努力，也有期望依靠江淮都统打压他们的决心，只是后者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刘展之乱”。而在上述种种措施的实施下，到肃宗朝末年，这波同样由安史之乱引发的危机也宣告结束了。

第三波危机来源于西部的异族。党项、吐蕃趁西部唐军东调平叛之际，逐渐侵蚀帝国的西部领土，并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对关中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京西北八镇的陆续建立就是帝国为应对这波异族危机而采取的措施。虽然这波危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它的化解主要还是与吐蕃等异族自身实力的衰退关系更大，但在京西北八镇与神策军镇布防体系的建立及调整过程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出唐廷为化解此波危机所进行的深思熟虑的考量。

强盛时期的吐蕃

以上所说的中枢斗争、中央与新兴的地方军将，以及异族对帝国的威胁就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三波危机。帝国化解这些危机的时间前后有别，同时，三者对帝国的影响在地域上也有差异。不过，这三者并不是帝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所遭遇的最主要的危机，因为最主要的危机仍旧是“安史之乱”本身。于是，“安史之乱”与由其引发的前三者交织在一起，沉重打击了帝国的生存与权威。

那么，“安史之乱”在本质上又是反映了怎样的一组矛盾呢？三十多年前，黄永年先生撰写《〈通典〉论安史之乱的“二统”说证释》一文，已经指出了，“安史之乱”所反映的，实质上是唐廷与边境节度使之间的矛盾。

换言之，唐代人自己就已经意识到，帝国最严重的危机实际上是来源于体制本身存在的一个痼疾，这个痼疾就是在唐朝的边境地区存在着军事实力强大的节度使集团。具体来说，就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十节度使。开天十节度中，除了南方的剑南及岭南五府经略使力量稍弱外，北方的幽州、平卢、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都拥有强大的兵力，并且到安史之乱前，如杜佑所说的，已经形成了以安禄山统领的幽州、平卢、河东，以及哥舒翰统领的河西、陇右这东西两大军事集团。而安史之乱就是一起由来自东北的幽州以及部分平卢、河东军队发起的军事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