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关中平原航拍

作为唐廷始终未能完全收复的一个地区，河北的政治发展自安史之乱以来就一直比较自主。这也正是相较于以朝藩矛盾为主线展开的其他三个地区，我们对河北的论述更侧重于沿其自身发展脉络展开的原因。不过虽然受唐廷的政治影响不大，但和前者一样，河北以安史之乱的爆发为契机，实际上本身也正在经历着一个危机与重构的过程。并且它的危机从本质上来讲，和唐廷也一样，那就是以军将势力为表征的中间阶层的强大。只是河北化解这一危机的重构手段，在魏博、成德、幽州三镇中体现得并不相同，并导致了它们此后发展的差异。魏博是作为基层势力的牙兵逐渐压倒军将，掌握政治主导权；军将势力始终强大的成德则实现了军将与节帅共治的稳定情势；至于权力结构颇为相似的幽州，则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

不过就总体而言，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仍是一个总的趋势。于是一方面，在大军团危机结束后，通过控制藩镇上层，帝国“中央集权”趋强的势头已在藩镇身上有所体现，但是，藩镇真正的主导权却已下移到那些新兴的地方基层势力手中。而如果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强化，以及这些在大军团危机结束前尚不能对帝国命运造成决定性影响的基层平民力量的崛起，是与之前那种君主贵族共治政体有所区别，并且也承认由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具有“变革”意味的话，那我们也许同样可以将这一转变过程视为一种“重构”，一种阶层的重构。而在阶层重构的同时，阶层的流动性也在加强。因此在这里，我尤其要强调江淮土豪层崛起的意义，因为兼具了农、商、军、吏等多重身份的江淮土豪层拥有更为牢固和厚实的基层基础。

至于这些新崛起的基层势力会不会给帝国未来的统治带来新的危机，那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但已并非本书讨论的主旨了。不过，由中唐开启的藩镇时代，它见证了帝国社会阶层转变的这一意义总是需要肯定的。虽然“藩镇”一名本有“诸侯”的含义，但就藩镇时代的唐廷与诸侯观之，君主与贵族共治的意味，正在向君主专制与地方平民社会崛起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仍旧要说，这并不是说因为藩镇体制的存在才导致了这一转变，其实这一转变同样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只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变革”阶段还是在藩镇时代完成的。而变革完成后的结果，我们依旧会在未来的赵宋王朝身上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