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吴汝纶给李鸿章所写《神道碑铭》，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叙述他实行洋务的功绩，认为李鸿章所推行的洋务是“导国先路”，并认为洋务运动对当时中国影响巨大，种种洋务举措“皆导国使猛进，与欧美强国竞胜。”

护理直隶总督周馥充分肯定了李鸿章所主持的开采唐山煤井、修建津榆铁路，开采漠河金矿，兴办电讯事业，复兴纱厂等洋务功绩，并称赞李鸿章“谋国忠诚，不摇浮义”，“忠勤爱国，非浅识所能窥测”。直隶总督袁世凯认为李鸿章所办洋务能让国家富强。还有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也肯定李鸿章办理洋务的功绩。他们对李鸿章办理洋务的肯定显然不同于当时官方主流对李鸿章的功绩叙述，不论是先前御制的多篇祭文、碑文，还是后来民国赵尔哭等人所编《清史稿》，都只称李鸿章剿发平捻和办理外交的功绩。

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李鸿章“经酞远大”、“忠爱性成”，并将其比肩北宋李纲，只知有君父和天下。俞越写给李鸿章的挽联道“位三公为太傅，食万户为通侯，重天隆地，饰终典礼，惟是边警，案舆尚远，段而犹视，忠心耿耿九州悲。”另有小序“公临卒以俄约未定，两宫未返惟忧，或诡言以慰之，乃螟，可谓尽矣”他也大加赞赏李鸿章“忠”的政治品格。

可见，洋务派与朝廷和清流派在评定李鸿章为“忠臣”面前并无不同意见，所不同者在褒扬的重点不同。朝廷和清流派多肯定李鸿章剿发平捻和办理外交的功绩，而洋务派则大力赞扬李鸿章办洋务的贡献。这显示出他们政治和文化立场的差异。

当然，洋务派中也有人对李鸿章评价不太高。如容闳这样评李鸿章“李鸿章性情品格，与文正迥然不相体。其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闻人之誉己。其外貌似鲁莽，实则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远不追文正，其人之忠诚与品格也不可同日而语。”容闳从品格到政治才能将李鸿章与曾国藩做了全面的比较，基本否定了李鸿章，这也代表了当时的一家之言，反映出李鸿章评价的多元性和形象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