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京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郗鉴。

郗鉴是东汉御史大夫郗虑玄孙，随着晋室南迁，他率领族人和私人武装南逃，路途中，不断有青州、徐州一带的流民加入他的队伍，南渡以后，他事实上成了流民的首领——流民帅，手里掌握了一支不小的流民军队。

晋明帝即位后，因为感受到王敦的威胁，朝廷手里却没什么可以控制的军队，于是明帝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

此后，郗鉴协助东晋中央，利用另一位流民帅苏峻的军队平定了第二次王敦叛乱。晋明帝又任命郗鉴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任兖州刺史、假节，镇广陵。

郗鉴因此把自己在合肥的部曲带到了京口，并在京口继续招募流民，京口也就成为了著名的北府兵的开端之地。

郗鉴就此长期在京口经营，京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又为他补充兵员和输送物资提供了物质保证，北府兵也开始在他手上强大起来。

在郗鉴手里，京口已发展成为军事重镇，是都城建康的门户。

《晋书·蔡谟传》里说，京口拥有：“东至土山（北固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

有了军队作为安全保证，京口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更多的人来到京口定居，京口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后，虽然郗鉴在339年去世，桓温通过政治手段把郗鉴之子郗愔排挤出了京口，但京口的重镇地位并没有消失。此后占据京口的谢玄、王恭、刘牢之、刘裕等在东晋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

所以，对东晋来说，京口逐渐成为强有力门阀世家控制的重镇，它与东晋著名的北府兵捆绑在一起，地位也随着强有力的入驻者而一再凸显。

从京口能发展成影响东晋朝局的重镇中，所反映出的，正是门阀政治对东晋的深刻影响。

在孙权早期，也曾经把自己政权的中心迁到京口，并且在北固山上修筑了铁瓮城。

《舆地志》：（铁瓮城）吴大帝孙权所筑，周回六百三十步，开南、西二门，内外皆固以砖甓。

但几年以后，京口就被孙权抛弃，把都城迁到了秣陵，并把秣陵改名为建业，修筑石头城。

十年后，孙权又把都城迁到鄂州，再过十年，孙权再次把都城迁回建业，吴国都城才从此固定在建业。

在孙吴时期，京口并不是什么重镇，甚至比较贫瘠，地广人稀，猛兽出没，孙权曾经在这里打虎。

《吴志·孙权传》：建安二三年（218年），权将如吴，亲乘马猎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

京口在孙吴时期之所以没那么重要，正是因为东吴的士族们受到皇权打压，没有形成能左右政局的力量，这点与晋朝是完全不同的。

京口的兴起与落幕，就是东晋一部政治史。

到了东晋时期，门阀世家的势力已经逐渐与皇权并立，也就是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京口的归属也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哪个掌权的士族，都需要控制京口。

虽然郗鉴在339年去世，桓温通过政治手段把郗鉴之子郗愔排挤出了京口。随着京口的镇守权落入桓氏手中，北府兵也被分解，编入了桓温的军队。

从桓温到谢玄，再到王恭、刘牢之，随后又到刘裕，京口被争来争去，地位始终重要。

桓温试图拆解京口的北府兵，淡化京口的地位，但没有成功。谢安又重新依靠北府兵为主的军队打赢了国运战役——淝水之战。王恭坐镇京口后，利用京口的优势两次出兵建康，直到被*。

京口的衰落，也始自门阀的衰败。王恭之后，刘牢之控制了京口和北府兵，但他只是个将领，没有士族的底蕴，依靠的只是手下的兵力，在政治上少有支持。所以刘牢之很快被门阀世家的代表桓玄利用政治手段安抚，并夺走了兵权。

刘裕也是北府军旧将，世居京口，他又起兵以恢复晋室为名讨伐桓玄，并在京口重新招募流民，再次组建北府军，将荆州方镇和桓氏家族打垮。

刘裕不是门阀世家出身，他凭借北府兵的武力控制了朝政，这时各地的士族经过打击，都不足以与刘裕对抗，门阀政治开始落幕，东晋也进入刘裕时代。

南渡的东晋皇室，历来是靠门阀世家的支持而得以生存，失去了士族的力量，东晋皇室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没多久就被刘裕废掉，刘裕本人成为刘宋开国皇帝。

作为在东晋时期门阀争夺中心的京口，刘裕不能再让它成为豪族滋生势力的土壤，他安排自己儿子刘义符、弟弟刘道怜出镇京口。甚至在他临终时，还立下遗诏，要求“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下，京口被刘宋皇族所掌控，也就失去了东晋时期的政治土壤，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地位。

时光悠悠数百年，转眼到了南宋，中原皇族再次在异族打击下辗转南渡。如同东晋一样，从朝堂到民间，无数人期盼着能收复故土，饮马长江,直捣黄龙。所以，曾经拱卫南朝，并在此出兵北伐的京口成了不少人的凭吊之地，除了王安石，还有辛弃疾、苏轼等，都曾登临京口，抒发胸臆。

就以辛弃疾的《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结尾：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